5、开国大典为什么选择在天安门广场举行？
开国大典定于1949年10月1日举行，但是，地点选在何处？在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大会上要举行阅兵式，所以在选择地点上，首先要考虑到是否有阅兵场地。当时，有两个地点可供选择。一是西苑机场。这一地点有利的方面是这里曾经举行过欢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进入北平的阅兵式，场地开阔，距离市区远，不影响市内交通；不利的方面是，这里距离市区较远，群众往来不方便，在这里举行大型阅兵式，需要建造一座检阅台，工程浩大，需耗费大量资金。二是天安门广场。这里有天安门城楼，是现成的检阅台。它位于市中心，群众往来方便。它的缺点在于，阅兵场地狭小，并且还要影响市内交通。
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将这两个地方都报给了中央，供中央选择。周恩来经过再三考虑，最后确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
可是，当时的天安门广场，杂草丛生，需要清理。天安门城楼，也很破旧，需要装修粉刷。广场上，还要树立一根旗杆，以升国旗之用。这些工作都必须在短时间内完成，才能争取在10月1日按期举行开国大典。北京市政府向各界发出号召，动员人们清运垃圾。
当时，要装修天安门城楼，却不那么简单容易了。大会筹委会把这一工作交给了华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宣传部又将这个任务交给了文工团的舞美队。后来，舞美队一名叫苏凡的人，又把这个任务交给两位日本人。这两个日本人，一个叫作肖野，另一个叫森茂，都是美术专科学校学生。
这两位日本人把天安门城楼装饰得既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又充满着浓厚的节日气氛。他们在天安门城楼的10根廊柱中间，挂上8盏大红灯笼。由于每盏灯笼都很大，所以只能在天安门城楼上临时制作。于是，他们请来了扎灯老艺人。在他们的努力下，终于赶在大典前一天完工。
天安门城楼粉刷一新后，悬挂了毛泽东的画像，并且书写了两条标语。这两条标语，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一是“中央人民政府万岁!”标语的书写者是钟灵。
最难做的事情，要算旗杆的设计与安置。为了安装旗杆，当时在天安门广场的石板地上建了一个3平方米的钢筋混凝土墩，周围还修建了护栏，中间竖了一根22米高的铁管，这就是旗杆。随后，北京市建设局的同志，又在天安门城楼西南角安装了一个电动按钮。然后用电线将它和旗杆基座里的总开关与计时器连起来。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当时采用了双电源供电。
这一切完成之后，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如期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然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阅兵式。
6、毛泽东为什么要把进入北平城称作“进京赶考”？
1948年11月下旬，东北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在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后，迅速入关，会同华北军区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国民党华北 “剿匪”总司令傅作义下辖的北平、天津、察哈尔、河北等地50余万人包围起来，完成了中央军委关于对平津诸敌 “围而不打”或 “隔而不围”的战略部署。随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了一系列的攻势，歼灭了大量的敌军，并对天津之敌形成重兵包围之势。这一系列的歼灭战，不仅使北平的傅作义失去了第11兵团、35军等嫡系基本力量，无法西逃绥远。同时也使绥远的董其武兵团，处于孤立无援的困境，而且东边的海路也被人民解放军切断，北平实际上成了一座孤城。但北平城内还居住着200万人民以及大量的珍贵文物，无论是从哪个方面考虑，和平解放北平将是最佳方案。中共中央立即实施了一系列的措施来促使北平的和平解放。
1948年初，中共华北中央局城工部长兼敌工部长刘仁指示地下党：要大胆地通过各种关系去影响傅作义的亲信，直接做他们的策反工作。根据这一决策性指示，北平地下党迅即行动起来。他们先后联系了曾廷毅、刘厚同、杜任之、傅冬菊、李腾九、邓宝珊等与傅作义关系密切的人，进行策反傅作义的工作。地下党多方出动，从各方面向傅作义进行渗透，以争取傅作义走和平道路。后又特别找来了傅作义的女儿，同时也是中共地下党员的傅冬菊去做策反工作。傅冬菊见到父亲后，直言转达了共产党和平解放北平的意图。傅作义问： “是毛泽东派来的还是聂荣臻派来的？”傅冬菊请示了上级组织后回答： “是毛泽东派来的。”傅作义表示可以考虑。从此，傅冬菊就留在她父亲的身边以便及时地了解她父亲的动态。由于对傅作义的动态了解的准确和及时，中央在组织和平解放北平的工作中将军事进攻与政治争取密切配合起来，掌握了用和谈的方式解决北平问题的主动权。
以攻占天津为武力手段来促使北平的和平解放。虽然傅作义决心和谈，但他还在犹豫观望，心存侥幸，对自己的实力也估计过高，与共产党讨价还价，不愿放下武器。1948年12月22日，人民解放军杨得志兵团攻克新保安，歼灭傅作义王牌军35军，随后解放张家口。人民解放军切断了傅作义的西逃之路，歼灭了他的王牌军，这样傅作义赖以讨价的资本没有了。随后，中央军委布置进攻天津，继续施加压力，断掉傅作义最后的幻想。人民解放军仅用29个小时就解放了天津，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也做了俘虏。
傅作义坐困孤城，终日里深思熟虑，忧心如焚，常常彻夜不眠。幕僚们也和他谈及了与共产党讲和的问题。“和谈是革命。绝不等于投降，我们应该讲革命道德，不应讲封建道德”。傅作义还邀请了在北平的一些学者名流，征询对时局的看法，结果徐悲鸿、马衡、叶浅予等争相陈言，热切希望他以北平200万人民的生命安全和保护古都珍贵文物为重，尽量争取早日和平解决北平的问题。在人民解放军的军事打击和北平地下党策动的双重作用下，傅作义将军终于作出了选择———与中共开和谈之门。
1949年1月31日，北平这个古老的名城翻开了它历史的新篇章。这一天，人民解放军举行了规模宏大的入城式。至此，平津战役胜利结束，北平和平解放。 “北平方式”也成为日后和平解放湖南、四川、新疆的范例。
(选自《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1000个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