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明
余秋雨先生在他的著作中不止一次提到，他的家庭在“文革”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父亲不断地被批斗；叔叔被抓坐牢，因不堪其辱而自杀。“更奇怪的是周围的同事、朋友都不难看出这是一个荒唐的冤案，已经造成一个人口众多的家庭无法生存，为什么都不肯稍稍帮助一下？ 这种帮助，当时对他们来说毫无风险”。不光是余先生，生活中很多人也提出这样的问题。
一
这里所说的“帮助”，我理解为要周围的人站出来证明他的家庭没有历史问题。余先生在不断地为父亲写所谓“坦白”材料的过程中，逐渐弄清了他们的家庭是一个辛劳、怯懦、善良的佛教家庭，没有一丝一毫有可能损及他人的印痕，这些我都相信。的确，在那场浩劫中，有无数的家庭被毫无征兆地、毫无理由地定为反革命家庭，由此导致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在这种冷漠的表情包围中，余先生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把这种现象说成是“国民性”，是一个国家民众的潜意识，是一种深层文化，我觉得有点妄过其实。要求周围的人站出来证明自己的家庭没有历史问题、整个社会的行为是错误的，这恐怕有点难。首先是周围这些人站出来证明是否能起到作用，还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其次是周围的人又有谁真正了解事实真相，可以肯定地说绝大部分人不知道事实真相，他们的证明也只是一种推测；再就是周围的人所处的地位、环境不同，所处的环境、地位是否允许他们站出来证明。有的人站出来了，却招来杀身之祸，或者有可能给自己带来厄运。这种情形在历史和现实中都是有先例的。
二
先说说历史上的情形。
司马迁是我国汉代的史学家、文学家。他因为帮助别人、给别人做证明而遭受“腐刑”。这是一个在英雄的年代发生的悲惨故事。
匈奴无疑是汉朝最大的威胁，彼此战战和和难有信任。英气勃勃的汉武帝当政后，对过去一次次让汉家女儿外嫁匈奴来乞和的政策深感屈辱，接连向匈奴出兵而频频获胜，并在战争中让大家看到了杰出的将军卫青和霍去病。匈奴表面上变得驯顺，却不断制造麻烦，汉武帝怎么能容忍？便派将军李广利带领大队骑兵征讨匈奴。这时又站出来一位叫李陵的将军，他是历史名将李广的孙子，他声言只需五千步兵就能战胜匈奴，获得汉武帝的准许。李陵出战后一次次以少胜多，战果累累，但最后遇到包围，寡不敌众，无奈投降。
汉武帝召集官员讨论此事，大家都落井下石，责斥李陵。问及司马迁时，他认为李陵已经以远超自己兵力的战功击败了敌人，只是深陷绝境才做出此番选择。
凭着他历来的人品操守，相信很快就会回来报效汉庭。
汉武帝一听就愤怒，认为司马迁不仅为叛将辩护，而且还间接地影射李广利的主力部队不得力，因此下令处死司马迁。
汉代死刑和腐刑是同等级的刑罚，不想死就得接受腐刑。
为什么不能影射李广利的主力部队？因为李广利的妹妹是汉武帝最宠爱的李夫人。李夫人英年早逝，临终前托汉武帝好生照顾哥哥。汉武帝出于对李夫人的思念，也就以极度的敏感保护着李广利。这一切，都是司马迁回答汉武帝的话时想不到的。
关于李陵是否真的投降匈奴，先是传说李陵不但投降匈奴，还为其训练部队；后来又有人从北边回来说，亲眼看见为匈奴训练部队的人虽然姓李，但不是李陵，李陵根本就没有投降。
嵇康，因说了实话、做了证明而获罪受死。
嵇康，魏晋名士之一，是曹操的嫡孙女婿，堪称中国文化史上第一等可爱人物。他的人生主张让当时的人听了振聋发聩：“非汤武而薄周礼”“越名教而任自然”。他完全不理会种种传世久远、名目堂皇教条理法，彻底厌恶官场仕途，因为他心中有一个心醉神迷的人生境界。那就是摆脱约束，回归自然，享受悠闲。罗宗强教授在《玄学与魏晋人士心态》一书中说，嵇康把庄子哲学人间化，因此也诗化了。嵇康是个身体力行的实践者，长期隐居在河南焦作的山阳，后来到洛阳城外竟然开了个铁匠铺，每天在大树下打铁。他给别人打铁不收钱，如果有人以酒肴作为酬劳他就会非常高兴，在铁匠铺里拉着别人开怀畅饮。
一个稀世大学者、大艺术家，竟然在一座大城市的附近打铁！没有人要他打，只是自愿；也没有实利目的，只是觉得有意思。与那些远离人寰瘦骨嶙峋的隐士们相比，嵇康实在健康得让人羡慕。
嵇康长得非常帅气，魏晋时期的人士为什么都长得那么挺拔呢？《晋书》写到嵇康等人时都要在他们的容貌上花不少笔墨，说他已达到了“龙章凤姿、天质自然”的地步。一位朋友用如此美好的句子来形容嵇康（叔夜）“：叔夜之为人也，岩岩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巍峨若玉山之将崩”。
现在，这棵岩岩孤松，这座巍峨的玉山正在打铁，强劲的肌肉，愉悦的吆喝，炉火熊熊，锤声铿锵。难道，这个打铁佬就是千秋相传的《声无哀乐论》《太师箴》《难自然好学论》《管蔡论》《明胆论》《释私论》《养生论》和许多美妙诗歌的作者？这铁打得真好。
吕巽、吕安是兄弟俩，都是魏晋名士，也都是嵇康的朋友。吕巽、吕安兄弟俩突然间闹出了一场震惊远近的大官司。原来吕巽看上了弟弟的妻子，偷偷地占有了她。为了掩饰，吕巽竟给弟弟安了一个“不孝”的罪名，将其上诉朝廷。
吕巽这么做，无疑是衣冠禽兽，但他却是原告！“不孝”在当时是一个很重的罪名，哥哥控告弟弟“不孝”，很能显现自己的道德形象，朝廷也乐于借以重申孝道；相反，作为被告的吕安虽被冤屈却难于自辩，一个文人怎么能把哥哥霸占自己妻子的丑事公诸士林呢？而且这样的事证据何在？妻子何以自处？家族门庭何以避羞？
面对最大的无耻和无赖，受害者往往一筹莫展。因为制造无耻和无赖的人早已把受害者不愿启齿的羞耻心、社会公众容易理解和激愤的罪名全都考虑到了，受害者除了泪汪汪地引颈就刎，别无办法。如果说有最后一个办法，最后一道生机，那就是寻找最知心的朋友倾诉一番。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平日引为知己的朋友早已一一躲开，朋友之道的脆弱性和珍罕性同时显现。有口难辩的吕安想到了他心目中最尊贵的朋友嵇康。嵇康果然是嵇康，立即拍案而起。吕安已因“不孝”而获罪，嵇康不知官场门路，唯一能做的是痛骂吕巽一顿，宣布与之绝交。
尽管他非常愤怒，他所做的事情却很小：在一封私信里为一个冤屈的朋友说两句话，同时识破一个假朋友，如此而已。但仅仅为此，他被捕了。
理由很简单：他是不孝者的同党。
一个“不孝者的同党”，该受何种处罚，统治者司马昭在宫廷中犹豫。就在这时，司马昭所宠信的、被嵇康冷落过的一个年轻人求见，他深知司马昭的心思，便悄悄进谗言诽谤嵇康。这个年轻人一走，司马昭便下令：判处嵇康、吕安死刑，立即执行。
嵇康时年三十九岁，从容赴死，临死前在刑场弹奏了一曲《广陵散》，使快要失传的《广陵散》重现人间。
杜甫的麻烦来自于他的善良，与当年的司马迁一样，为一个不幸的人讲话，受到了贬谪。
杜甫的事，与当时唐肃宗身边一个显赫人物房琯有关。
房琯本是唐玄宗最重要的近臣之一，安史之乱发生时跟从唐玄宗从长安逃到四川，是他建议李亨为“天下兵马元帅”来主持平叛并收复黄河流域的。后来李亨在灵武即位后，又由他把唐玄宗的传国玉玺送到灵武，因此，李亨很感念他，对他十分器重。叛军攻陷长安后，他自告奋勇选将督师反攻长安，却大败而归，让唐肃宗丢尽了脸面。此人平日喜欢高谈虚论，因此就有御史大夫贺兰进明等人趁机挑拨，说房琯只忠于唐玄宗，对唐肃宗有二心。这触到了唐肃宗心中的疑穴，便贬斥了房琯。
杜甫上疏营救房琯，说房琯“少自树立，晚为纯儒，有大臣体”，希望皇上能“弃细录大”。唐肃宗正在气头上，听到这种教训式的话语，立即拉下脸来，要治罪杜甫“，交三司推问”。
这种涉及最高权力的事，一旦成为反面角色，总是凶多吉少。幸运的是杜甫日常给人的印象不错，新任的宰相张镐和御史大夫韦陟站出来替他说情，说“甫言虽狂，不失谏臣体”。意思就是谏臣就是提意见的嘛，虽然口出狂言，也放过他吧。唐肃宗一听也对，叫杜甫离开职位，回家探亲，后来几经曲折贬为华州司功参军。
华州也就是现在的陕西华县。杜甫去时，只见到处鸟死鱼涸，满目蒿莱，觉得自己这么一个被贬的芥末小官面对眼前的景象完全束手无策。既然如此就不应虚占其位，杜甫便弃官远走，带着家属到甘肃找熟人，结果饥寒交迫，又只得离开。他后来的经历，可以用他自己的一首诗句来概括：“五载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如何关寒阻，转作潇湘游”。公元七七零年冬天，杜甫病死在洞庭湖的船中，终年五十八岁。
三
说完了古代的事，再说说我自己经历的一件小事。
大概是十一二岁的时候，一个夏天的中午，在地里干了一上午农活的大人们吃完午饭都在午休，小孩精力过剩中午不想睡觉，出门去村子里玩耍，走到一家盖有门楼的人家门前，听见屋里有一小孩在大声啼哭。大门紧锁，很可能是大人有事外出，将小孩锁了在家里。门外站着与我一般大小的孩子，名叫兴安，他与屋里大哭的孩子是堂兄弟。小孩在屋里伤心地哭着，兴安在外面恐慌地哄着。我一个箭步冲到门楼内，连乘凉带看“热闹”。这时，兴安为了“救出”堂弟，用一根小小的木棍儿插进旧式铜锁（旧式铜锁不像现在的铁锁有弹簧，只能用钥匙打开，旧式铜锁也可以用一根小木棍儿捅开），试图打开，可惜没有打开铜锁，小木棍儿却断在锁眼里。过了一会，这家大人回来了，急忙要开锁却发现锁眼里有东西，转头看见我在旁边站着，便不分青红皂白说是我所为，破口大骂起来。我大声辩解，一时大吵起来。我家大人也来了，不问是非打了我一顿，我挣扎着跑了，到天黑才回家。这件事让我感到实在委屈，我是被冤枉的，但没有任何办法为自己证明。
二十多年后，我已工作，一日回家探母，在村子里遇见儿时玩伴兴安，握手问寒问暖，言谈中提到了二十多年前的那件事。我说，兴安，你明明知道不是我捅的锁子，为什么不为我证明？兴安说，你弄坏了锁子，我大伯最多也就是骂你几句；如果知道是我弄坏了锁子，他会狠狠打我一顿。
听了这番话，我明白了，兴安是权衡了利弊，才没有为我做证明。
四
这些案件或事件让人明白，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中，一个冤案的构成为什么那么容易，而构建起来的冤案又怎么会那么快速地扩大株连面。上上下下并不太关心事情的真相，而热衷于一个最通俗、最便于传播、又最能激起社会公愤的罪名；这个罪名一旦成立，事实的真相便变得无足轻重，谁还想提起事实来扫大家的兴，如此，会立即沦为同案犯被一起铲除。成了同案犯，发言权也就被彻底剥夺。因此，请原谅古往今来深知冤情而闭口的朋友吧，他们敌不过那种不需要事实的世俗激愤，也担不起同党、同案犯等随时可以套在头上的恶名。即使不构成同党、同案犯，他们也不愿做开口给自己带来厄运的事。
现代社会中，法治环境下，法庭上的证人、证言、证词另当别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