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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院 何沛珊）

“生生之土”其实并不等同于“生生不息”的“生生”，它并非一个玄妙的哲学观念。小说中提到大伯的开疆拓土，这个征服土地与驯养土地的过程被称为“开生”———将“生”的土地开拓为“熟”地，这是原始的劳作，是人类对自然力量小心的应用，有着一种近乎宗教感的崇拜。这是“生生”的来源。“生生之土”，指的是大伯与母亲所代表的农民开拓与劳作的“生生”，是我们一家人的生长与生存，是庄稼生出生命的“生生”，或许也是城市化中土地闲置荒废变“生”的“生生”。不过“生生不息”的意思的确也隐隐含在其中：《周易·系辞上》说，“生生之谓易。”“易”是什么，很多年过去，大家都不太明白。但对于依土而生、向地而活的农民而言，土地就是他们的“生生”，是他们的“易”。对于伯父，男人女人，肥猪瘦马，都必须要与土地有关联才对。而对于母亲，则是只要在土地上种好自己的庄稼，其他的名头都只能成为不重要的附属品。在农民的朴素生存哲学中，土地就是世界的根源，也蕴含一切的真理。

当代文学对于乡土的聚焦，大抵有三个视角的书写。第一种是对于乡土文化氛围的关切，如莫言的短篇小说；第二种是对于农民本身的剖析，如贾平凹的《高兴》；第三种是对于乡土环境的铭刻，吴佳骏的《雀舌黄杨》与之类似。写文化要丰富，写人须得复杂，写物则务求纯粹。《生生之土》显然属于第三种书写，在这类乡土文学之中，人更多的是一种附庸，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人物的符号化，无论是大伯还是母亲，或是配角们，都充斥着一种单调而鲜明的饱满欲求，求地或是爱地，安土或者重农，我们绝难知道他们的情欲、他们的口癖、他们的习惯———或者说这一切都必将围绕土地展开，被作者编织成乡土的颜色。将角色简单化，也是有意的将人放在附庸的位置。无论是大伯、母亲还是“我”，都只是为凸显土地意义而选取的主体，是土地的代言人，真正的主角则是没有直接描写的，唯一的，虚无又实在的土地本身。

在《生生之土》的书写中，土地是一切生命恒在的根源，作物与生命都由此滋生：田野里，庄稼借着肥沃的土壤长得健硕。土地的余力还滋养了杂草，它们铺张地横行在土地上，与庄稼争抢阳光雨露。它们中的一些成为牲畜口中的粮食，一些生长为种子，飘落在土地上，实现它们的自我繁衍。一季一季的土地，变着花样，喂养人们的肠胃。苞谷、洋芋、豆子、烤烟、小麦、大麦、油菜，种什么，土地就生出什么。土地不是为人工作的，杂草是它自由的证明，但土地可以被人耐心驯服，由“生”变“熟”，让人类受益。这样的土地也是我们一家的根源，文中多次提到，土地是母亲的壳，而我们是母亲的南瓜、是这片土地的庄稼。我们像作物，而作物也像人，对作物与人之间的譬喻俯拾皆是：柿花与笑容的相似，花与人的同类相怜、我与憨斑鸠等同的笨拙和盆景与婴儿的相像……“植物的命运与人的命运，是何其相似呀”，无论是赞誉还是贬损，只要与作物有关，无论母亲还是我，都欣然接受了绰号或者土语的形容，我将作物视作同类，母亲将作物视作子女———他们喜欢用土地上生长出来的东西打比方。作者将人比喻成作物，又将作物比喻成人，在贯穿全文的譬喻中形成了一种互文，将人与作物划分成为了同种同源的平等生命，由此树立了土地母神般的伟大形象，为读者提供了一种强烈的带入感，把土地升格到了血脉和亲缘的高度。

在此之外，土地为人提供的是一种城市工业文明所难以提供的稳定感。它是母亲的“保险箱”，是稳定可靠的不仅是具体的人与作物的源头，亦是形而上的生命力的根，是农民和乡土精神的魂魄。大地裂开一条缝，向天空呼唤雨水，滋生万物。女人裂开自己，向太阳索要光辉，成为母亲。土地和母亲，都是人类生生不息的母体。但冲突也正蕴含其中，无论是母亲在城市与乡村间的“折腾”、烟杆三和赵大毛的换地赔偿案，还是所谓“中邪”、“妖事”的上访，都是农村在城市化商品经济冲击下“公心被利益之心侵略”的具象。因而作者不无担忧的写到：只愿我们在挣脱她的怀抱时，眼睛还有慈爱，心中还有敬畏。

类似的城乡冲突，是当代文学几乎被讲滥了的话题，是现当代文学答卷中必做的大题，现今的语境中，任何对乡村的讨论都必将直视它的消亡。城市对乡村的侵略是一个复杂的异化过程，是人与社会的渐渐演进，但在文学作品中，因为凸显矛盾冲突的需要，我们常常将其割裂成两极化的对立派别，非泥土即城市，不纯粹的农民则成为了城市的某种装饰。这种冲突是城市对于农村的劫掠，连深爱土地的母亲，也在儿女的影响之下进入城市生活。但对于母亲这株“庄稼”而言，城市的绿地永远不是她生长的地方：

母亲一天天老去，白发飘荡在秋风里，像是一地庄稼收过的田野，温暖中的萧索带着无限惆怅和零落。我看她的正面、侧影、背影，想她生龙活虎的年轻时代，一阵辛酸爬上眉间。父亲去世后，她像失伴的大雁，在秋风孤霜中独飞。她坐在谁家的沙发上，都像个客人，只有回到她的土地上，她才是自在的、自由的。

以母亲为代表的整整一代人，他们的根都已经深埋在土地，扎根的深度已经让这些老人注定难以适应城市的生活。只要有了土地和母亲，大地上的所有事物都是能延续的、崭新的。但他们的智慧、劳作与品德却又是城市得以产生与我们得以进入城市的前提。她在土地上奋斗一生的目标是让她的孩子们离开土地，母亲对于土地的爱，除了对于土地在生存和生活的依靠，很大一部分正在于土地为他的子女们提供了离开的力量。因而作者认为，这种离开并非是单纯的逐利，也是源自对美好生活的追寻，和母亲对于子女的爱。对于这种“向阳而生”的城市化，作者抱有比较乐观的看法，她并不认为土地将会消亡，恰恰相反，唯有土地是新的。它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人。老去，新生。后山的庙宇里供奉着土地公公和土地奶奶……没有人见过他们鲜活的样子，但他们一直鲜活地存在着。就像一季一季的庄稼，欣欣向荣。

在这样的土地面前，一切的逃离，都将伴随着回归，小说的结尾，故事回到“我”的视角：我害怕别人和自己在夸夸其谈中，掉进尘世的种种悲哀。世界上的事物，唯有土地，最值得人类守护。于是乎，我对那一年连绵的雨生出了许多感激。如此，世界上的所有物事，都不会是纯粹的好与坏。人们福祸相依地生存在土地上。以我为象征的城市人，在城市丛林中，始终需要一片稳定的归宿，于生时，“只有这土地从来不曾辜负过人”；于死后，“迟早有一天，我也要成为土地的一部分。”我深深意识到，这个世界上“生生不息”的，不只是人类，更是自然生灵，是作物的生命，是母亲一般的深厚土地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