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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何志勇
　　1925年，乙丑牛年。
　　这年3月12日，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先生在京逝世。19日，北京各校师生送别“国父”，悲哀的阴云笼罩在师生们的心头。
　　这一年，已是中华民国十四年。民国成立至此，国家元首从临时大总统，到洪宪皇帝；从代理大总统职，到摄行大总统职……依然是“城头变换大王旗”。
　　在军阀混战期间，军阀政府将教育经费移作军费并且无止境地增捐加税，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严重阻碍了民国教育的发展。由于军阀派系之间的倾轧排挤，矛盾重重的北洋政府教育部，也频频“换帅”：1912年蔡元培首任教育总长，到1927年刘哲为末任教育总长，共更换了89次教育总长。
　　1925年前后，农大校园里也不平静，一方面办学经费严重不足，一方面校长更替频繁，师生们还充满了新思想和旧观念的矛盾。“查校中经费异常困穷，办事诸形棘手，断非樗栎之材所能胜任。”1924年10月，上任才两个月的农大代理校长廖训蕖辞职了。
　　到这一年底，北洋政府已积欠北京八校经费达12个月之久。12月22日的《晨报》指出：“岌岌可危之京师教育”。
　　廖训蕖辞职后，教育部任命许璇为农大校长。1925年3月，因同北京八校一致反对王九龄任教育总长，许璇请辞校长职务。
　　4月，教育部聘请张明纶为农大校长，不就。5月，改为教育总长章士钊兼任农大校长———这是他第二次担任农大校长。
　　“我看国立八校之中，本校离城很远，我们以后，很可以造成一种特殊的良美校风”。
　　“大学实现之时，聘请的教授，总要那些很好很好的，并且可以外洋聘请”。
　　“至于本校兴革的整体……，添设一个意见箱，诸位有什么意见，可以投入箱内，我每周开察一次或二次”。
　　“至于学校的财务，我绝对取公开的办法，常时可以向大众宣布”。
　　———1922年12月到1924年4月，第一次担任农大校长期间，章士钊一心想把农大办好，“农业救国”。
　　章士钊的治学特点是“严”，他认为“不要闹那些无谓的风潮”“不要再管旁的闲事”，惟恐贻误学生的学业。
　　1925年，第二次任农大校长，章士钊还身兼司法总长、教育总长要职，并未及时来校视事。
　　1925年5月7日，是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政府下达最后通牒，要求接受“二十一条”的“国耻”10周年纪念日。同学们聚会、演说，本为爱国行为，但章士钊“怕出乱子，故令行各校禁止学生是日集会”。禁令随即引发学潮，捣毁了章宅。
　　章士钊原本通知5月13日到农大视事，此事一出，学生议决要求政府罢免其职。
　　5月13日，虽遇大雨，但“城内居住的教师，无论有课与否，均驱车前往”等待与校长见面。11时，原定的茶话会时间到了，章却迟迟不见踪影。过了很久，才有电话来称：“章校长有病不能前来”。
　　此时的农大师生尚不知道，一天前，章士钊已向政府请辞两总长和农大校长职务。
　　（资料来源：《中国近代教育史》《北京农业大学校史1905—1949》《百年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