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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疾病题材的电影数量并不多，但基本出手就是精品。无论是《滚蛋吧，肿瘤君》还是《我不是药神》再到《送你一朵小红花》，不得不说电影的确是很具有艺术审美的样式。相比较其它文艺样式，电影能够发挥自身的影像语言特色，表达出对疾病的特有理解进而沟通观众的内心，在激烈的情感递进中传递思考，鼓励人心。

作为同是导演韩延的电影作品，《送你一朵小红花》与《滚蛋吧，肿瘤君》的治愈性同样突出，只是相比较而言，情感维度的倾向更为不同。后者更多的是病友之间和医患之间的交流和鼓励，而前者则更多的是凸显亲情和爱情的疗愈。由此，两部电影的对比呈现出不同治愈机制的建构。前者的病友鼓励策略的治愈性相对单薄，但是，患者依赖的还是外部力量的催动，只不过是亲情和爱情的比例更重。比如韦一航更多的是依仗于马小远和家人、亲人们的感化。与此不同的是，《滚蛋吧，肿瘤君》中的熊顿更多的是一种自我机制的治愈，虽然，梁医生和病友们都给熊顿以积极的影响和鼓励，但是，纵观影片更多的是熊顿占据主动地位，比如她对梁医生的爱情幻想，比如梁医生和病友们从熊顿这里获得了一种力量：即便身处人生最艰难的时刻，也一样可以对着命运微笑。虽然，这些人也给熊顿有限的生命带来了无限的精彩，但是熊顿的自我治愈的主体性是更为显性的。在整个治愈机制的建构中，熊顿的自我主体力量是相对较强的。

所以，同是导演韩延的作品，从《滚蛋吧，肿瘤君》到《送你一朵小红花》从纵向上呈现出治愈性策略的流变：由自我治愈的主体性开始向外在治愈的联同性转变。无论导演是无意还是刻意，但是在艺术创作的倾向上都反映出他的认知变化。不知道这是否是他创作同类型题材电影的内在动因和逻辑催动。

后疫情时代，疾病或是除了战争之外的第二大痛苦源。突然而至的难以预料和直接带来的身心折磨让人倍感惊恐，却又往往无能为力。这种无力感开始让人们从内心认同对于疾病展开的思考。很显然，导演也更为深刻地开始关注疾病的问题，而且从艺术创作上开始更新自己的理念，表达自己的观点。如果说影片《滚蛋吧，肿瘤君》还是导演从乐观视角对在疾病面前个体力量的肯定。那么，随着自我认知和外在形势的变化，显然导演开始关注协同治愈的力量。不可否认，后疫情时代背景下如何与疾病共处将是文艺作品所要探讨的重要命题，导演以影片《送你一朵小红花》为载体，呈现出对与疾病共处的理念认知，亲情的感召、爱情的力量、病友的鼓励等一切爱的方式都是面对疾病的态度。而且，导演在这部影片中的影片表达递进更为明显，从爱情幻想到爱情表白，也标注了先后阶段的情感进路。所以，整部影片的叙事协同治愈感很明显，恰到好处的笑点与泪点交织再加上紧凑的情节递进，让整部影片的创作呈现出治愈的梯次性特征，从这一视角来考量，导演的创作还是呈现出变化的，并没有固守在原有的叙事框架而是代以积极的艺术创新，从这一视角考量，影片的创作还是值得肯定的，虽然不是超越，但是起码呈现出创作的差异性以及理念的演变化。

可以预期，在接下来的文艺创作中，疾病题材电影的表现应该不会局限在现有的数量，对待疾病相处的探讨也会有着更为多元的思考。但是，在文艺作品的探讨中，无论是自我治愈还是协同治愈，在疾病叙事的艺术呈现上都需要心灵的沟通和发自内心的愈合，正如丰子恺先生的“不畏将来，不困于心”或许正是对此的最好注解。由此，治愈系叙事的情感逻辑进路也愈发清晰，如何通过真情实感的注入来探讨疾病治疗的命题，进而实现艺术沟通和价值传递，这也将是电影艺术形式的重要使命担当。无疑，这对于国产疾病题材电影来讲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也是接下来该类型电影创作者所应该重点思考的命题。（作者：木林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