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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在金秋，“鲁大” 喜迎80华诞。作为“鲁大”发展史上的一位老教育家、老领导，父亲姜守迁先生（曾任“莱阳乡师”教务主任、“胶东公学”校长）却已不能参加校庆盛典了，不由让人感慨岁月的流逝和无情。此刻，作为儿女只能聊撰薄文，以志纪念，告慰逝人，更与校友们分享性情刚直不阿的守迁先生那远去的足音故事。

早年投身”五四”运动,历战争岁月坚持”胶公”办学

姜守迁，原名姜春年，字受倩、寿千、寿迁，又号史友迁。1897年古历正月十四出生于胶东大泽山脉南麓的平度七里河村。早年在故乡读私塾，1917年报考莱州山东省立第九中学。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正在省立九中读书并任学生会会长的守迁先生，思想上受到很大的触动。他满怀爱国激情，立即投入运动中，书写传单，主办墙报，并写出一篇篇战斗檄文，声讨曹汝霖、章宗祥的卖国行径。几天后，他被大家推选到烟台开会，并奔走于烟台、青岛、济南、南京、上海等地，到处联络进步青年学生，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他曾作为山东代表，赴上海参加全国学生联合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半年后，他回到莱州大李家小学任教，边代课，边补习耽误的学业。1922年秋，姜守迁先生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国立师范大学。

1928年，守迁先生从北师大毕业，先后在吉林第一师范、山东省立一中、山东第四师范学校（青州）、山东第八中学（烟台）、青岛大学、山东省立第十三中学（诸城）、“莱阳乡师”等学校任教任职。

抗战前，守迁先生大多时间是在学校任国文教员。那时的先生风华正茂，十分讲究仪表，在学校中总是衣冠齐整：夏季常常是一套笔挺的白西服，配白皮鞋系黑领结；秋冬季则是深色西服。如果偶然穿长衫，则必着马褂戴礼帽。因此，在学生中素有“西服架子”的雅号。

守迁先生当年教学也像他的为人，一丝不苟，极受学生爱戴。国文课上，他旁征博引，深入浅出。先生讲得生动，学生听得入神。至今，当年的“莱阳乡师”（注：1937年春，应吴伯箫校长之邀，到该校工作）的学生提起他来，都赞不绝口：“有幸得先生为师，受益匪浅。”

1939年初，守迁先生在故乡守慈母丧，目睹县城沦于敌手残遭烧杀抢掠，悲愤难耐，于是设法与我地下党联系，结识了乔天华、罗竹风、白筱易等有志之士，进而四处奔走，大力宣传抗日，利用自己的声望，征借富人家长短枪支，参加组织平度第一支我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他还经常往返于蓬、黄、掖三县，与八路军游击队联络，汇报平度县的工作情况。因此，他惹怒了县里的敌伪头目和区乡的汉奸走狗，于是不断地接到恐吓信，叫他“小心脑袋”。对此，守迁先生一笑置之，继续为抗日奔走。城里的敌伪教育局长，是位清末举人，也是守迁先生幼年的私塾老师，曾辗转捎信给他，以“师生情谊”劝阻他不要“当八路”。守迁先生对这位伪局长的卑劣行径不屑一顾，工作更加积极。有一天清晨，日伪汉奸突袭猛砸守迁先生家的门。先生心知有异，情急中，他爬上墙头，一连翻越了邻居数道院墙，在敌伪眼皮底下，成功脱逃，免于一死。

1940年，平度县开始建立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权，守迁先生当选为县参议会的参议长。此后，守迁先生的抗战英名，远传胶东半岛。1943年春天，先生当选为胶东行政公署行政委员，先后任胶东区参议会驻会常委和西海中学平度分校校长、“胶东公学”（仿照陕北“延安公学”创办的培养青年干部的学校）校长等职。其中，1945年2月至1948年初，先生兼任“胶东公学”校长期间，在条件极端恶劣、艰苦的环境下，坚持办学，和同志们一道，为建设革命根据地培养和输送了数以千计的优秀青年干部和亟需人才，成为“鲁大”校史上光荣的一页。

抗战期间，守迁先生与战友们一起，救亡抗敌，风餐露宿，席不安寝，将生死置之度外。在日伪的疯狂扫荡、搜捕包围中，数次巧智脱险。战争戎马倥偬岁月，有一次守迁先生与战友罗竹风先生（后随军南下参加接管上海的老同志）聊谈，竹风同志问他：“抗战胜利后最想做什么？”守迁先生风趣地回答：“最想安安稳稳地睡一觉。”由此可见战争期间办学艰难之一斑。

1948年济南解放，守迁先生随军入城，受组织任命，于百废待兴的城市里，筹办新型学校，历任济南市立第一中学校长、山东省立济南第二中学校长和济南市教师进修学院院长等职。这期间，曾当选为济南市第一届至第六届人大代表；第一届至第五届政协常委。1959年，任济南市博物馆馆长，直至1969年退休。同时，守迁先生对书法、历史和考古有独到的研究，自1952年起，长期兼任济南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山东文史研究学会理事、山东省书法家协会委员、济南市书法家协会委员。从而真正实现了他早年的梦想：“等战争结束了，和平时代来临，知识分子还是要回到学术和教育事业中去的。”

书法家风采,刚直笔墨人生

守迁先生也是很有造诣的书法家，擅长隶书，其书法苍劲潇洒，独具一格，作品曾在1964年我国对外友协举办的书展上，被选送到日本、香港展出。济南千佛山至今留有他题写的“峰回路转”坊，历城“四门塔”也留有他的“千佛崖”题记。

说起守迁先生写字，还有一段佳话。当年先生在北京师大读书，有位朋友结婚，想讨他幅墨宝。当时先生总觉自己眼高手低，不敢写字送人，认为拿不出门。在朋友的再三央求下，他有点心动，于是写下了一幅中堂，但还是没有勇气拿给朋友。这天，他去琉璃厂看文物店铺，就特别留意那些名家字画，看过一遍之后，暗自揣度，信心大增，于是将写好的中堂给朋友送去。朋友大喜，张挂起来，逢人便讲是守迁先生题赠。

守迁先生治学严谨，在书法上更是精益求精。时任省文化局局长的鲁特先生，曾是守迁先生当年在“胶东公学”的同事，二人私交甚笃。某日，先生应邀为鲁特先生写了一幅字。鲁特先生将字拿走后，守迁先生想来想去，认为写得不理想，于是重新写了一幅，令小儿子宝宁拿去将那幅不满意的换回。宝宁到鲁特先生家中，汇呈来意，鲁特先生很高兴，并表示，先前写的就不要拿回去了，他一并收藏。宝宁回家如实汇报，谁想父亲大不悦，说“写得不好的字，决不能拿出去”，执意让儿子再去鲁家，索回原先那幅写得不满意的字并将其销毁。

守迁先生的书法名望很高，对书法理论的研究也很深刻，有许多独到之处。他认为，写字有两个阶段，第一是“写进去”，第二是“写出来”。所谓“写进去”，是看帖、摹帖，背着帖写，写熟了，写像了，这是写进去了。而领会到帖的精神，写出帖的神韵，写出自己的风格，又不离帖的宗旨，这才叫“写出来”。只能“写进去”而不能“写出来”，只能叫“写字匠”；只有“写进去”后又“写出来”，才能称得上是“书法家”。

守迁先生一生刚直不阿，从不媚颜谀贵，尤其反对那种对所谓“权威字”的吹捧，他说：“有些人不是用眼睛看字，而是用耳朵‘听’字。看到一幅字，先问是谁写的，听说是名人名家，就人云亦云地跟着说好，不懂装懂，这叫用耳朵‘听’字。”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搞的一些书法展上，有一些写的水平不高的字，但为了对显贵的人特殊照顾，主办方往往将这类字摆在显眼的位置上。先生对这种歪曲书法艺术标准的风气十分厌恶，因此每当书法展请他去当评委时，他大都谢绝。当时有些“大人物”，平日与先生没有什么交往，却会时常派人送上一卷宣纸，纸上标明是某某“官职”，请先生题写字。对此，先生一般不予“照应”。直至去世，先生书架上还有十几卷这样的宣纸。大家都说姜守迁先生的字“难求”，这也是如今“市面”上先生的字很少见到的原因。

金石书画古砚,悉心收藏献国家

守迁先生酷爱金石书画古砚，收藏颇丰，尤其是古砚的收藏闻名遐迩，多时其精品达120余方。其中有清朝高凤翰刻砚铭的“唐天鹅砚”和“虫蛀砚”、金冬心的“梅砚”、王渔洋的“独漉所遗砚”、屈翁山的“松皮砚”、明代御赐“玉堂砚”等，均为国家一级藏品。

先生爱砚成癖，将自己的居室命名为“斯珍馆”。对于“斯珍馆”这个名字的由来，先生是这样解释的——“因东坡砚铭曰：‘千夫挽绠，百夫运斤，篝火下缒，以出斯珍。’余有砚癖，因以‘斯珍’言吾庐。”

解放初期，济南市的“山水沟”有个旧货市场，卖些故衣、文玩、旧家具之类的物件。先生在工作之余常常去那儿寻宝，往往能碰到些价廉物美的字画、古籍、砚台、章料等。那时还是供给制，先生每月只有很少的一点津贴，家中有妻子和五个儿女需要供养，因而手头十分拮据，但这从未影响他搜购文物、砚台的热情。有一次，刚刚发了津贴，母亲想给他买一件上衣，于是他们来到“山水沟”小市。转来转去，母亲好不容易看中了一件染过的旧中山服，想给先生买下，谈妥价格起身向先生要钱时，却不见他的踪影，只好放下衣服去找。远远地见先生双手捧了一只抄手砚，喜滋滋地迎面走来。原来，趁母亲挑衣服时，他踱到古董旧货摊上，一方别致的“抄手砚”让他眼前一亮，问价格时，小贩说：“这么沉的东西，我挑着来回跑了好几个集都没人要，你看着给吧，给钱就卖。”先生掏出身上的钱，充满歉意地说：“我就这些钱。”小贩接过钱，双手把砚台递了过来，连说：“拿走拿走！”守迁先生认为这方砚台的价值要远远高于这个数，执意要小贩留下地址，说日后再给他追加送钱。母亲听他说明原委，不忍扫了他的兴，只好放弃那件已经讲好价的衣服。待又领到津贴时，先生拿了钱要给小贩送去，母亲埋怨他说：“有点钱你就想着买砚台，你不看看你这件衣服还能穿得出门吗？”先生低头望一眼满是破洞的棉衣，故意把破洞上的棉絮再拉出一点，风趣地一语带过罢了。

对此，守迁先生说：“我购买收藏这些东西，并不是想据为己有，而是为了不让本该属于国家的文物散失。”事实确如此，守迁先生生前曾将多件所藏古文物及抗战期间的革命历史文物赠送济南市博物馆，并嘱咐家人，身后要将自己多年所收藏的砚石精品、善本书籍等悉数捐献国家。

1987年，我们根据守迁先生遗愿，向济南市博物馆捐赠古砚十方，名人墨迹四件，碑帖十一种，书籍三十六种一百二十册。其中便包括前面提到的许多件国家一级文物。

在收藏界，曾有一个“姜老怒斥康生”的传言，其实这是大家熟知先生耿直个性而在原事件基础上讽撰的。事实的真相是这样的：

康生曾在山东任省长，到北京任职后也时常回山东来看看。有一年，康生来济时到翠宝斋（济南市文物店前身）闲逛，见到一块高凤翰的崂山绿石，爱不释手，要买下收藏。这块绿石原是济南市博物馆的藏品，当年因库房不宽敞，于是放在翠宝斋，也有为店里装点门面的意思。听到康生要买，当时的经理一口答应，并说好等康生回京时到店里来取。经理向守迁先生汇报时说到这件事，先生一听便生气了：“这是博物馆的馆藏，在你店里放放，岂能随便卖给别人？”经理赔着小心说：“康生是中央来的，不好薄这个面子吧。”这时守迁先生的倔强劲上来了，说道：“不管他是哪儿来的，也不能卖。他在北京，要是看着故宫的东西好，也能拿钱去买吗？”这下可难坏了这位经理，他已经满口答应下来了，怎好出尔反尔？于是他找到省文化局的领导，请他们从中斡旋此事。领导知道守迁先生的脾气，只好将事情的原委对康生直言相告。康生倒也表示可以理解，只是提出，能否用等价的字画来交换，领导当时未置可否。待康生再次来济时，果然带来四幅古画交换那块绿石。在省文化局领导的劝说下，先生看过后，认为这四幅画很有收藏价值，为了丰富馆藏，权衡之下，他同意交换。这次，康生才带走了那块心仪的崂山绿石。先生素来崇尚实事求是的做人法则，曾特意对家人说起此事，说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不能因后来康生“文革”期间的所作所为而随意杜撰事情。

高峰亮节,为教育和历史文化事业呕心沥血

济南解放后，守迁先生先后在济南市立第一中学、山东省立济南第二中学担任校长，为建立我党教育方针下的新型学校，披肝沥胆。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先生任济南教师进修学院院长时，经历了“反右”运动。眼看着他信任和培养的骨干教师、同志有些被打成“右派”， 守迁先生痛惜地说：“这些人兢兢业业地工作，有很多还是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老同志，出生入死，好不容易得来一个新社会，怎么会反党反社会主义？怎么能随便‘打倒’？这很难说服我，我不相信！”由此，先生落了个 “包庇右派”的嫌疑。但这并没能阻止他从精神到物质上对那些教师的支持。学校有一位教师被打成“右派”后，经济拮据，先生连续多年每月从自己的薪水中拿出一部分给他补贴家用。正是因为这一所谓“右倾”的表现，从此先生在政治上遭受了诸多不公正“待遇”，但他一生无悔。

守迁先生在济南市博物馆任职期间，主持开展了著名的“大汶口遗址”的发掘工作和“无影山汉墓”的发掘工作。同时，征集了数以万计的文物藏品，使博物馆的藏品日渐丰富起来。

在先生的呼吁下，济南市博物馆分别于1959年和1961年，先后在趵突泉和大明湖公园建立了李清照纪念堂、辛弃疾纪念堂，为保存传承优秀齐鲁文化作出了贡献，也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北京大学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曾高度评价说：“姜老主持工作期间，是济南市博物馆的黄金时代。”

先生于1982年因病医治无效在济南逝世，终年八十五岁。

姜守迁先生从政为官几十年，清廉正直，两袖清风，唯有刚直不阿、奋斗奉献的高贵品质作为“遗产”留给了我们子女，成为我们享用不尽的精神财富，可谓“为父亦师”。我们为有这样的父亲而感到骄傲，为“鲁大”校史上有这样的正气前辈而感到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