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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11月2日16时08分，孙菊园老师病逝，享年72岁。2020年12月11日11时06分，孙逊先生病逝，享年76岁。庚子初冬，沪上阴雨后落叶飘零，我用枯涩的笔怀念我的硕士生导师孙菊园教授及其先生孙逊教授。
　　1996年秋季开学，我顺着铁路南下，来到了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所注册报到。在古籍所资料室，第一次见到孙老师，孙老师的优雅美丽震惊了久居乡下的我。一番随意的问询后，孙老师认真地听我介绍读了些什么书。慢慢地，她优雅美丽的形象在逐渐变化，她终于说出一句：“你读的书太少了！”孙老师有力的高跟鞋声音一个一个地敲打在我空白的脑海中。从此，我在古籍所资料室里成天看书。偶尔，孙老师进入资料室，看到我在翻阅做笔记，她就和别人谈笑风生，原来孙老师说笑的时候声音柔和悦耳，听苏州话是一种无上的享受。
　　我是孙老师的开门弟子。一天，孙老师让我到孙府上吃芋艿。开门的是高大儒雅的孙逊先生。我恭恭敬敬地、不知所措地在客厅里坐下。孙先生爽朗地笑开了：“孙菊园哪，你看你对你的学生太严格了，戴建国都不敢开口了。”孙老师在厨房里回应着：“我说孙逊，到底谁对学生更严格？你的博士生还不敢进门呢。”那天，在孙府里，二孙讲了许多文坛轶事，只是我紧张得要命，脑子严重缺氧，没有记住多少。
　　大年前一天，我从老家给孙老师打了一个长途电话。接电话的是孙先生：“孙菊园，你的学生戴建国来了电话。”我在冷风中问候：“孙老师，祝您和孙先生及全家新春快乐！”听得出来，孙老师先笑了，她说：“很好很好！也向你父亲问候。”我赶紧回应：“您给我父亲的酒，我父亲很感动。谢谢老师！”孙老师似乎顿了一下后说：“回家可看了几本书？早点回校读书写文章。”我听见话筒里传来孙先生的声音：“孙菊园，过年了，谈过年的事。”接着是回驳的声音：“你不是也让你的博士生过年看《资治通鉴》吗？”我在老家冷空气中，茫然地望着东方。
　　第一学期跟着风度翩翩的曹旭教授读书写字做文章，我写了一篇小文章交作业。那时，曹老师任校研究生部部长，要出版一期《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研究生专辑，看中了我的学期作业。文章如发表，需要导师写上一些文字。孙老师听说后，在资料室里宣布：“戴建国，你的关于戎昱的文章不能发表！傅璇琮先生的论证还不信服？你初生牛犊不怕虎！曹老师那边，我去说。”孙老师有力的高跟鞋声音一个一个地敲打在我苍白的脑海中，我也不知道怎么飘回了宿舍。隔壁，孙先生的博士生正埋头在《资治通鉴》中。
　　第二学期跟着循循善诱的蒋哲伦教授读书写词做文章，我写了一篇小文章交作业。暑期里，逐字逐句修改。后来，经过《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编辑汪祚民的润色，得以发表。我拿着样刊送给孙老师看，孙老师用眼神看着我问：“是不是要送一本给老师呢？”我心花怒放点头奉上。孙老师边收下边说：“是自己直接投稿发表的，这样好。”孙老师有力的高跟鞋声音一个一个地敲打在我莫名的脑海中，而孙先生的学生一篇又一篇发表论文不嫌多。
　　第三学期我在校内上课打工的消息不知怎么传到孙老师的耳朵里去了，她一直追到东九宿舍，从一楼到二楼说个没完，大意是：不要以为发表了一篇文章就了不起，你的基础不好，读的书不多，要抓紧时间干正事。孙先生的学生听到孙老师的声音，吓得全躲起来了，包括藏好简陋的锅灶。以后有人问到我去哪里的时候，同学们爱会心一笑地说：“到图书馆去找他。”等着我又发表了一篇文章的时候，她面如桃花，点点头后，她就和别人谈笑风生。我毕业以后，一天晚上，孙老师来电叫我回学校参会。原来是参加一个因论文获奖的奖学金颁奖会。在场的，有孙先生的博士生。我们一边回首过去求学的日子，一边感慨万千。
　　求学那些年里，孙先生有一个项目热热闹闹地开展，项目“队长”是孙老师。孙先生的学生全参加了，都兴奋地说在“队长”的领导下做项目很愉快。我心向往之，终于吞吞吐吐面述请战书。孙老师杏眼圆瞪，说着：“你把张寅彭老师交给你校点的《石遗室诗话》只许做好！想着从中写出毕业论文。我要请陈伯海老师做答辩委员会主席，陈老师很有威望的哦。”我从哪里进门又从哪里退出。我答辩一结束，孙老师就欢心畅快赴美去和她心爱的小外孙会聚了。临行前，她掏出一个信封，抽出一张彩照，柔和地说：“拍毕业照，我请孙逊和你合影，博导与你合影没问题吧。我送一张我的照片作为毕业纪念。”照片中，孙老师笑容灿烂。后来有一天，古籍所办公室老师告诉我，派我参与带队，带领古典文献学专业本科班学生赴河南陕西文化考察，并说孙老师临行前说过，相信我能胜任。圆满完成考察后，奖励了我一些车马费。在拍毕业合影时，孙先生意味深长地说：“你的老师放心了。”
　　我工作后，孙老师回国了，送给我一件衬衫和一条领带。我提出补个谢师宴，孙老师对孙先生说：“孙逊，把时间腾出来，我们必须去。”在柳州路田林路的“上海人家”，我们谈笑风生。那晚，孙先生点餐，美得令人欢欣；孙老师唱昆曲，嗲得令人发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