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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耀 祖

王 丙 申

                                                                 王丙申（1950年5月-1983年8月任党委书记、副团长）

2020年5月，因受新冠病毒疫情影响，川外建校70周年庆典已改至10月举行。居家期间，只要一想起校庆的事，我就会愈加思念起我们川外开创时期的好领导王耀祖、王丙申同志，脑海里就会涌现出这样一组诗句：“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笔者曾是他俩麾下的一名命运多舛之兵。曾前后在他们领导下当过秘书、政治理论课教师和被错划为 “右派分子”。正名之后，当过川外基建办材料组长，党办副主任、主任，党委委员、副院长。起起落落，落落起起。

可以说，正是这种经历的铺垫，以及在实际交往过程中的几则细节留下的记忆，让我感受到他俩无意间流露出的品德、性格中的魅力，竟那样鲜明而令人怀念不已！他们是那还活着的人！

（一）

1951年仲春的一天，川外的前身——二高步校俄文训练大队，学员们在上课，机关干部在操场分班操练——枪上肩、枪下肩、枪上膛、枪下膛之类的军事动作。我所在的班，有教育干事、秘书、青年干事和参谋，共10人。过程中，随着教官“枪上膛！”的一声口令就听到“啪”的一声枪响，与此同时又看到有个人扑倒在一丈开外的地上，一动不动！全场都大吃一惊！

只见王耀祖政委急冲冲从场边跑来，边跑边追问：“他妈那巴子，谁走的火？！谁走的火？！”直奔那位倒在地上的人。这才搞清楚，原来就是我所在的这个班排在倒数第二位的青年干事走的火，扑倒在地的就是排在那最后一位的张参谋。张可是个有战场经验的人，紧靠在他耳边的枪一响，他就本能地向右前方蹿扑伏地，毫发未损，但也吓得目瞪口呆。王政委这才走向那位干事训斥道：“枪走火是要死人的！你给我好好检讨，向张参谋赔礼道歉！”

像这种带把子的话，几十年来，我只听到过两次。第二次是1960年初春的一天，位于北碚三花石的川外松林坡教师宿舍楼发生一起火警时（未酿成火灾）。看到这里，读者可能会觉得他是一位心直口快的工农干部。其实他是川外开创时期学历最高———南京中央政治大学高材生，带过兵打过仗，是一位抗日时期知识分子工农化的老革命。这件事折射出的正是他那对部下、生命、财产安全勇于担当、关切的品质啊！

1953年5月，川外的前身从西南人民革命大学俄文系进入独立建校——西南俄文专科学校时期。王耀祖任校长、王丙申任副校长。为了培养政治理论课师资，他们把我推荐至北京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的一个分班———马列主义基础班 （一百多名研究生）学习。和我同班的同学，还有从全国各地名校推荐来的研究生。一个学期后，我被选任为学习班长和党分总支宣传委员。两年学习毕业后，回到俄专任教。从此我同老校长接触的时间就多了起来，而且我们俩还都是校篮球队球迷呢。

有一次，校教工男篮同校学生男篮比赛，场面紧张活跃。双方僵持不下时，观众屏息以待，只听得到双方队员来回急速奔跑之声。刹那间，场上出现了打开僵局的一记妙传，或一个投篮命中的场面，场边观众就会情不自禁爆发出热烈的喝彩声和掌声。其中尤以老校长的喝彩声最有特色。

记得，就是在那场比赛中，当教工队闫信（俄文团时期的勤务兵）或李闻（俄文团首届毕业生、教师）一记妙传恰到好处时，老校长就会脱口而出喊出一声：“Allright!”热烈鼓掌！当张殿元（俄文团时期警卫班长）左手接到妙传一转身在3分线外一举右臂单手投篮命中！老校长就会像个小伙子般雀跃而起。一个劲地喝 彩 ：“Verygood”、“Verygood!”当然，学生队出现这样的场面，他也会同样兴高采烈地喝彩加油！

这里，再说一件大事中的细节。在1957年开始的“反右运动”中，我心直口快对校党委提过意见，并对老校长不让党员在整风鸣放中发言有过不同看法。在1957年10月上旬中的一天，老校长、党委书记王耀祖，事先没有通知，突然来到教务处办公室，群懿、李俊仁和我正在开教师党支部会议。他径直对我说：“你不要再坚持你那个观点了”“即使你对我那个说法、要求还有不同的看法，你在组织上也要绝对服从！”我虽默然点头接受了这一警告，但已为时已晚，有人会记住我说过的意见和观点的。可不知何故，直到1958年3月，我才被正式公开宣布为一般右派分子，撤销党籍和职务，随下放干部到农村劳动，接受贫下中农监督改造。

后来，在那即将告别学校下乡劳动改造的头一天，我到他家里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向他表示矢志争取重回党内的决心和向他辞行。最后，他对我说了这样三句话：“以后你党籍是会有的，工作是会有的，老婆也是会有的！”

1960年3月，老校长调离了川外，而他那伟岸、坦荡、率真、敢于担当等极赋亲和力的形象却留在了川外。

（二）

现在再说说我同王丙申老书记交往中几则细节：

1951年1月，王丙申夫人金辉、笔者，随同二野军大四总队政治部秘书科长高泽民调至川外前身——二高步校俄文大队。高任大队政治处、教务处主任、副主任，我任教务处秘书，金任组织科干事。

那时的副大队长王丙申同志给我的第一印象：他和高同属 “君子敏于行而讷于言”的年轻老干部。后来看到他起草的文稿，硬笔字的书法方方正正，似乎一笔不苟，但那一撇一捺笔锋中那一勾一拐中流露出的那潇洒之美却自成一体，被教务处同仁们戏称之为“丙申体”。

就在这一年秋季中的一天，俄文大队举办文艺晚会，师生同乐。当报幕员一宣布：“现在请机关干部舞蹈队给大家献出一场‘红军舞’！”

“咪哨哆瑞咪哆法/咪哨哆瑞咪哆法……”随着手风琴奏出的序曲，当刘本谦、韩韵声、李大蕴……王丙申、高泽民、群懿、李俊仁、侯国庆、任海和笔者等等十好几位女男舞蹈队员，一手叉腰面向台下斜着身子、自豪、欢快地一挥手、一踢腿，有板有眼地出现在观众面前时，原先那礼节性的掌声，一下子变成了雷鸣般掌声，经久不息！

时隔近70年了，似乎这一幕就发生在眼前。那时的川外人谁会想到王、高二位大队领导和受学员敬重的群干事那不苟言笑的形象之中，还有

着活跃的文艺细胞呢！再说前面提到过的那1958年笔者下乡劳动前夕的事，笔者向老校长辞行之后接着又到了王丙申家里辞行。他家的房门是开着的，我在门外，他正在吟诵着陆游《咏梅》词，直到他吟完那最后一句：“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和故！”之后，我才敲了敲那开着的门进去辞行。我检讨了自己的过错，表示自己“一年劳动，两年摘帽，三年重新争取入党”的决心。他听完送我出门时，只说了一句话：“我相信，你是不会折断翅膀的！”这十二个字的一句话，在那以后的二十多年里一直鼓舞着我振翅飞翔，哪怕它狂风暴雨、电闪雷击，我都要奋力振翅，回归自己的“雁群”！回归那远方的“故乡”——理想！

时间来到了 1963年春节期间，再有两个多月我就是个34岁的人了。一天，王书记家的阿姨———胡姨告诉我，王书记让我到他家去一趟。我去了，他在他家厨房接见了我，只有他一个人。他示意我坐在一张餐桌边的凳子上。不一会儿，胡姨摆上了几碟菜、一瓶老白干，两只酒杯，斟上了酒。王书记示意我喝酒，他原来就少言寡语，我则不知所以不好开腔。我们就这样默默对饮着，让我拘束不安起来。他则如同知道我想到了什么似的，向我左右摆了摆手和指了指我面前的那碗汤圆，示意我不要不安和放心用膳。

直到餐毕我告退时，他才跟我说了这么一句话：“你在俄语系的表现没有让我们失望。”

这次会晤不久，是否巧合，不得而知。胡姨介绍我认识了一位小我 11岁的女青年，她原本毕业于泸州化工校，毕业后分配至四川省青白江化工厂工作，1961年贯彻“八字方针”期间被调整压缩回乡务农。从此，我们相识、相爱，直到这一年的8月终成眷属。

我这才感受到老首长那份鼓励和关切着老部下的恻隐之心！而他那种坦然的神态却让我对乐府古诗 《君子行》那句开宗明义之语“君子防未然，不处嫌疑间”产生了完全相反的看法：其实，那时王书记的神态决然是 “君子坦荡荡，何惧嫌疑间！”

而我那一刻产生的总是担心老书记会因我受到伤害而忐忑不安之心，终于在1967年后所看到的针对老校长王耀祖、老书记王丙申的大字报中没有那次会晤之事才放了下来。而且出乎意外——有一份“揭露王耀祖、王丙申右倾言行”的大字报，还让我解开了何以直到1958年3月才将我定成“右派分子”的谜团——是由于他们二位老首长对我“姑息包庇”之故。

时光之波流淌到2011年4月的一天，川外一任承前启后带领川外跨越式发展的党委书记马新发、校长李克勇专程前往王丙申当时住地海南省海口市祝贺其90大寿，我也受邀同行。在那仅仅一席的寿筵上，我们意外地发现还有一位校友尹大家从成都赶来祝寿。原来，他是为了感恩而来的。缘于他当年报考川外，成绩上等，个人表现从小学到高中毕业一直优秀，只因家庭出身的原因，按当年政审规定不能录取。身在成都的川外招生组着了难，但也惜才，上报院党委。正是王书记那同意录取的批示改变了尹大家的一生。

时光之波又流淌到去年——2019年9月的一天，程贤光、赵璧、周以行和笔者相约去看望了老书记，相谈甚欢。我们在叙谈中谈到了校庆的事，自然而然就邀约他老人家再过几个月一起参加川外建校70华诞之庆，他都含笑点了点头。最后，他和他夫人金辉同我们一起合影留念。谁会料到，两个多月后的11月30日，他老人家就与世长辞了！

不过，您和王耀祖老校长虽已告别人间，但却是那还活着的人！

而且，你们二位所留下的为人民服务的业绩、为人处世细节中闪现出的 心 灵 之光———高尚的品格、极富亲和力、感染力、吸引力的音容笑貌，不仅灵动鲜亮地活在老几代川外人心中；而且还永远活在川外的校史、四川、重庆的史册以及国家的相关名录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