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考察时指出：“延安精神培育了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坚持不懈用延安精神教育广大党员、干部，用以滋养初心、淬炼灵魂，从中汲取信仰的力量、查找党性的差距、校准前进的方向。”中共中央在延安的13年，在党的发展史上至关重要，我们党从不成熟和不稳定走向成熟和稳定，革命力量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中国革命转败为胜、由低谷走向高潮，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延安时期，我们党在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对马克思主义政党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有效方式进行了艰难探索。延安精神是中国革命优良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既体现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政治觉悟、意志品质、道德风范和作风形象，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科学性、实践性、革命性的思想品格，内涵丰富，历久弥新，为我们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提供强大精神力量。
一、延安时期，我们党坚持思想建党、理论强党，进一步成为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注重思想建党、理论强党，是我们党的鲜明特色和光荣传统。延安时期，我们党大胆地讲政治，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提出加强党的建设“伟大的工程”，使我们党进一步成为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为我们党不断发展壮大、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重要保证。
一是重视理论武装。马克思主义犹如壮丽的日出，照亮了人类探索历史规律和寻求自身解放的道路，给苦苦寻找救亡图存出路的中国人民指明了前进方向。延安时期，在革命力量不断壮大的过程中，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强大理论武器，陆续创建了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中央马列学院等十几所干部学院。一方面为抗战培养了大批干部，一方面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和研究。1936年抗日红军大学成立，于1937年改称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抗大不是统一战线的学校，而是党领导下的八路军的干部学校。”1938年创办的延安马列学院，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所攻读马列主义理论比较正规的学校”。为提高干部的理论素养，念好马克思主义“真经”，党中央有组织有计划地翻译了一批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1939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说：“全党的同志，研究学问，大家都要学到底，都要进这个无期大学。”1939年7月，刘少奇同志在延安马列学院发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演讲，批评了党员中只注重革命和斗争，不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倾向。毛泽东同志读了演讲稿，认为文章要“提倡正气，反对邪气”。毛泽东同志还倡导成立了“延安新哲学会”，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为了好看而是为了解决中国实际问题。延安时期，是毛泽东理论研究和创作的高峰期，他在土窑洞里写下了《实践论》《矛盾论》《新民主主义论》等闪烁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光芒的哲学名篇。在《毛泽东选集》中，延安时期写作的文章占一半以上。邓小平同志指出：“延安时期那一段，可以说是毛泽东思想比较完整地形成起来的一段。”延安时期，重视思想建党、理论强党成为全党自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历经艰难困苦而不断发展壮大，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党始终重视思想建党、理论强党，使全党始终保持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
二是重视读书学习。重视学习、善于学习、坚持学习，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加强学习的历史。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提出，“我们要建设大党，我们的干部非学习不可。学习是我们注重的工作，特别是干部同志，学习的需要更加迫切，如果不学习，就不能领导工作，不能改善工作与建设大党”。毛泽东在延安时期阅读了大量马列主义书籍，在《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等书籍空白处写满了旁批。他还经常向干部推荐书目，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推荐了包括《共产党宣言》在内的五本书，他说：“我们可以把这五本书装在干粮袋里，打完仗后，就读他一遍或者看他一两句，七看八看就看出味道来了。一年看不通看两年，如果两年看一遍，十年就可以看五遍，每看一遍在后面记上日子，某年某月某日看的。”1939年，中共中央把每年的5月5日——马克思诞辰日定为“干部学习节”，在党内广泛开展学习竞赛，掀起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毛泽东同志亲自组织了一个哲学学习小组，定期开展学习探讨，参加人员有艾思奇、吴黎平、杨超、和培元、萧劲光等人。在毛泽东同志的带领和指导下，延安涌现出许多学哲学小组。政治经济学研究会、哲学研究会、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也相继成立，呈现出“吃小米饭，攻理论山”的氛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学哲学、用哲学，是我们党的一个好传统”。可以说，延安时期是我们党形成“学哲学、用哲学”好传统的关键时期，党的高级干部带头原原本本学习和研读经典著作，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融入革命工作，大大提高了党的理论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依靠学习创造了历史，更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他强调，“我们的干部要上进，我们的党要上进，我们的国家要上进，我们的民族要上进，就必须大兴学习之风，坚持学习、学习、再学习，坚持实践、实践、再实践”。
三是重视提高本领。延安时期，我们党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和干部教育。1939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的讲话中说：“我们队伍里边有一种恐慌，不是经济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领恐慌。”“本领恐慌”的提出意味着我们党在新的形势和问题面前，强烈意识到增强本领的紧迫感。1937年6月，张闻天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白区工作会议上作报告时指出，正确挑选干部、配置干部，将决定党的路线之能否实现。不但要客观地、大公无私地去挑选干部，而且还要根据干部的历史、能力、特长、兴趣等来适当地分配他们。1939年党中央专门设立干部教育部。1944年，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一文中指出：“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防范和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对提高能力本领提出了更高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们党既要政治过硬，也要本领高强。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二、延安时期，我们党“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革命性
“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鲜明政治品格。延安精神蕴含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品质、斗争品格，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革命性。党的七大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初步形成了以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实事求是、民主集中制、严明党的纪律等为主要内容的党内政治生活基本规范。
一是突出政治引领。政治方向是党生存发展第一位的问题，事关党的前途命运和事业兴衰成败。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首次强调“党的建设必须密切联系党的政治路线”。他指出，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他强调，“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不能激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没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也就不能执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党的政治建设是一个永恒课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把党的政治建设作为党的根本性建设，是对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的传承发扬和科学总结，同时，也具有鲜明的问题和现实针对性。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坚持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大局看问题，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如果我们党弱了、散了、垮了，其他政绩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党之所以能够长盛不衰、长期执政，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关键在于我们党不断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推进自我革命，努力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始终做到自身过硬。
二是具有斗争精神。为了纠正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克服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我们党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整顿党的作风和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在思想和组织上纯洁了党的队伍，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毛泽东同志于1941年5月和1942年2月分别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号召全党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毛泽东同志深刻指出：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1942年2月，毛泽东同志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指出：“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这些论述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同志顽强的斗争精神、坚韧的斗争意志和高超的斗争本领。延安整风通过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清算错误路线、进行党内思想教育，极大地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使全党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出现了生气勃勃的局面。邓小平同志曾指出：从延安整风以后，无论前方后方的人，真是生气勃勃，生动活泼，心情舒畅，团结一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领导干部要做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战士。”“领导干部要经受严格的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在复杂严峻的斗争中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真正锻造成为烈火真金。”党的历史是一部斗争史，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实践中形成的重要武器和制胜法宝。面对越来越复杂的风险考验，共产党人只有不畏困难，勇于担当，敢于亮剑，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才能够从容应对风险挑战和惊涛骇浪，最终取得斗争胜利。
三是体现批评精神。延安时期，我们党把儒家文化中反躬自省的修身方法转化提升为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成为我们党强身治病、保持肌体健康的锐利武器。毛泽东同志带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带领全党通过自我解剖、检讨反省、红脸出汗，有效解决了党内思想问题，彰显了严于律己的作风，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生态。在党的七大上，批评与自我批评第一次被写进《党章》。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将批评和自我批评概括为三大优良作风之一，他在《为人民服务》的讲演中指出：“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陈云在《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的讲话中指出：“有的时候你愈要面子，将来就愈要丢脸。只有你不怕丢脸，撕破了面皮，诚心诚意地改正错误，那时候也许还有些面子。”这些论述无不体现着我们党自我革命的决心意志和共产党人“心底无私天地宽”的宽广胸怀。邓小平同志把党内批评和自我批判作为新时期党建工作的重要方法，提出：“批评或自我批评都要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敢于直面问题，勇于修正错误，是我们党的显著特点和优势。强大的政党是在自我革命中锻造出来的，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不断检视自己，及时纠正错误，对于加强和规范党内生活、锤炼党性、强身健体极其重要。(未完待续)（作者系山大校友，现为西南政法大学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