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漫求学生涯中，我有幸遇到了许多德才兼备的好老师。他们教导我为人处世，指导我读书治学，指引我人生方向，是我一生最宝贵的财富。在这些良师之中，我的导师吴庆峰先生是我学术道路上的引路人，也是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老师。
1995年9月，我从一所普通中学考入山师中文系，这是我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当时，除了必修课程外，系里还专门开了一门“古注选读”的选修课，授课老师就是吴先生。
先生是江苏沛县人，个子高高的，温润如玉，讲课不疾不徐，很有条理。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先生对古籍文献十分熟悉，举例往往信手拈来。记得当时这门课没有教材，使用的是先生自编的16开本油印讲义。这本讲义容量极大，非常实用。我参加工作后还用它给本科生、研究生上课。先生上课主要是领着同学们阅读古注，做句读方面的训练。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古注方面的知识，对此产生了浓厚兴趣。在学习过程中慢慢得知，先生在训诂学、音韵学、词汇学等领域都卓有成就，心里十分敬仰。令我没想到的是，后来真的有机会能跟随先生读书、治学，看来这也是一种缘分吧。
大学临近毕业，我被系里保送攻读研究生。在选择专业方向时，受先生的影响和熏陶，我毫不犹豫地填报了“汉语言文字学”。先生是古代汉语教研室主任，也是汉语言文字学的学科带头人，亲自主持了这次推免面试。面试结束后，先生留下我谈话，主要意思是让我抓紧时间多读书，最后说了一句：“其和，以后你就跟我读吧。”就这样，我有幸忝列吴门，亲炙于先生身边。
先生传承了章黄学派的朴学精神，教学认真，治学严谨，多次荣获优秀教学奖。先生为我们开设了古代汉语专题研究、训诂学、汉语词汇史等课程，每次上课都提前到教室，和大家聊一聊最近读了什么书，有什么发现等。先生读书很有心得，特别强调读书要细，认为论文题目是在读书中发现的；要多买些书，读书要有书目，精读和泛读相结合，不要漫无目的地去读；要持之以恒，不要“杀书头”（黄侃先生语）；写文章要注意收集语料，有多少材料说多少话；平时要注意养成对语言的敏感性，等等。2001年元旦，我去先生家拜年时，先生送了一本书给我，是著名史学家罗尔纲先生的《师门五年记》，书中详细记述了他师从胡适先生5年的学习经历。胡、罗二人深厚的师生情谊让我备受感动，同时也让我记住了胡适先生提出的“不苟且”“有几分证据，说几分的话”的治学原则。我想这应该是先生送我这本书的初衷吧。
在读硕士期间，先生鼓励我一边读书，一边学习写文章。我发表的第一篇学术习作是《〈庄农日用杂字>方言语词汇释》。《庄农日用杂字》是一部清代中叶以来流传于山东中部地区的农村启蒙读物，通篇用五字韵语写成，内容涉及农业生产、衣食住行、男婚女嫁等方方面面，包含了大量的山东方言词汇。当我完成初稿，忐忑不安地交给先生审阅时，本以为先生会批评我，没想到先生大加鼓励，说这样的材料很有价值。先生治学很重视方言资料，主张汉语词汇研究要和方言结合起来。他对山东方言词语很有研究，发表了《〈金瓶梅>词语补释》《〈醒世姻缘传>词语补释》《〈醒世姻缘传>歇后语汇释》《〈聊斋俚曲集>歇后语汇释》等系列论文。这篇习作在先生的指导下，经过多次修改后终于完成，共计1万余字。先生还亲自推荐给编辑部，最终得以发表在了《蒲松龄研究》2001年第2期。这是我第一次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这里面包含着先生的无数心血。后来我又撰写了《〈庄农日用杂字>方言语词补释》一文，发表在了《蒲松龄研究》2005年第1期。
我的硕士毕业论文选题也是在先生的精心指导下选定的。对于论文选题，先生一般不直接给学生题目，而是让学生自己去思考。一开始，我有些焦虑，想了一个又一个，不断被否定。先生对我说：“定题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不要着急，再看看书，会有好题目的。”后来，我在阅读《史记》的时候，发现其中有很多同义词连用的现象。我把想法和先生说了之后，先生很高兴，说：“这个题目好，词汇研究应该先做专书研究，同义词连用是汉语词汇复音化的重要阶段，值得做。”就这样，我的毕业论文选题确定了下来。之后就是通读《史记》，把里面涉及到的同义连用全部统计出来，按词性进行分类排列、比较分析，一套中华书局点校本三家注《史记》被我翻得不成样子。论文完成初稿后，先生除了多次对论文进行批注修改外，还介绍我去北京师范大学拜访崔枢华教授，请他对我的论文提出修改意见。最终，这篇论文得到了硕士毕业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冯春田先生的充分肯定，并被学校评为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先生时，他十分高兴。后来我把论文中的一部分进行了修改，以《〈史记>同义连用研究》为题发表在了《语言科学》2003年第4期。
2002年初，研三临近毕业时，我面临着两个选择，就业或是考博。当时系里已经同意我毕业后留校任教，但我内心还是希望能有机会继续深造。犹豫彷徨时，我征求先生的意见。先生说：“能考博就先考博吧，这对你的学术成长有帮助。如果考不上，就先工作，早晚都要考。”先生一席话，更让我坚定了考博的决心。现在回想起来，先生的这个意见无疑是很具前瞻性的。有一天，先生交给我一封信，说：“这是南京大学中文系滕志贤教授寄来的，说他今年可以招博士生了，让我推荐优秀的学生报考，你去试试吧。”我下决心好好把握这次机会。经过初试和复试，我顺利通过了考试。先生知道消息后，高兴地说：“我们又多了一位博士生！”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9月初，在我准备负笈南京求学之前，去先生家道别。先生对我说：“暑假我去新疆参加训诂学会的学术年会，遇到了滕老师，我们商量了你今后博士论文的研究方向，准备让你做俞樾训诂方面的研究。”我听了之后既惊讶又激动，没想到先生为我考虑这么多。在读博的3年期间，先生也时时关心我的学业，督促我珍惜时间，认真读书。每次放假回济南，我也第一时间看望先生，汇报我的学习情况。经过3年的努力，在导师滕志贤先生的悉心指导下，我的博士学位论文《俞樾校勘训诂研究》顺利完成，该论文被评为南京大学中文系优秀博士论文。我想，这里面也有吴庆峰先生的功劳。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经过几年的修改完善，2011年，我的第一部学术专著《俞樾训诂研究》顺利出版，在书的“后记”中，我特意向先生对我一直以来的教导和关怀表达了深深的谢意，也算是向先生多年以来的精心培养和教导交的一份答卷吧。
2005年7月，我回到母校工作。这样我与先生就又在一起了，既为师徒，又成了同事。先生不仅时常督促我的教学，还让我不要放松科研工作，带领我参与相关课题的研究。2006年，我参与了先生主编的《〈史记>虚词通释》，这是首次对专书虚词进行研究。先生在《前言》中说：“这就大体上在虚词研究史上树起一块牌子，以后的虚词研究皆可以此为参照，去研究虚词的新生与消亡，去研究某一虚词意义或用法的新生与消亡。”在此基础上，2011年先生又领着我们编著出版了《〈论衡>虚词通释》，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系列，通过比较，容易发现一些虚词的发展变化。这两部书，先生都让我做了副主编。除此之外，先生还推荐我参与了《新编国学读本》、《子海》精华编、《尔雅义疏》点校等课题研究工作，这对提升我的科研能力和水平都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先生退休前是中国训诂学研究会的理事。先生曾对我说：“做学问不能只坐在书斋里，也要经常出去参加学术会议，多与同道交流请教。”在先生的引荐下，2006年我成为了中国训诂学研究会的会员，并在当年10月跟随先生参加了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学术年会，宣读了论文，结识了前辈学者，受益良多。先生退休后，又力荐我成为了中国训诂学研究会的理事。先生这种高风亮节、提携后辈的风范让我永远铭记于心。如果说我在学术上有一点点进步的话，这都离不开先生的谆谆教导和鼓励。
先生为人性格坚毅，乐观豁达，正直无私。先生曾做过十几年的中学语文教师，恢复高考后，1978年考入山大师从著名语言学家殷孟伦先生读研究生，毕业后到山师工作，直到退休。先生执教60年，一直勤勤恳恳，教书育人，提携后进，爱生如子。先生治学谨严，几十年来孜孜矻矻，潜心问学，在训诂学和古籍整理方面均成果丰硕，卓有建树。退休之后，先生依然笔耕不辍，陆续有新作问世。今年9月，先生在中华书局新出版的专著《训诂学新篇》就是其多年来学术成果的总结，守正出新，创获良多（先生还命我为其大著撰写了序言，于我而言，幸何如哉）。先生虽年近八旬，但依然精神矍铄，身体康健，每天坚持读书写作，思维敏捷，善于接受新鲜事物。先生的一言一行，都是我永远学习的榜样，也是鼓励和鞭策我不断前行的力量！
春风桃李，师恩似海；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今年是先生80寿诞，恰逢先生执教60周年。《论语》云：“仁者寿。”我想不仅仁者寿，而且长者寿，学者亦寿。先生不仅有仁者之心，更有长者之风，学者之气，必定福寿绵长。值此喜庆之际，谨以此文以表祝贺，感念师恩，永志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