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石，韩陵续。三尺土，燕支覆。羡生花妙笔，双钩满幅。前代名碑遗篆隶，后来词客挥珠玉。属书星，拓本好收藏，千回读。”
此《满江红》一词，系清代女词人吴藻（苹香）为《孙夫人碑》而题。乾隆五十八年（1793）钱塘学者江凤彝于新甫（莲花）山下寻获晋代《孙夫人碑》，一时惊艳金石学界，名家考识、题咏不绝，且为绘《新甫得石图》一十二幅，彩缣丹青，流芳艺林。
在《孙夫人碑》发现二百余年后，又有一批学人在新甫丛山中访古寻碑，胼手胝足，负芒披苇，历时十年，甘苦倍尝，所搜之细密，所得之丰赡，远过于昔年江公。手边这部洋洋数十万言之《莲花山石刻志》，便是此项工作结成的硕果，堪称是一卷当代版的“新甫得石图”。
《石刻志》对莲花山及其周边石刻悉加著录，共收石刻357方，每方碑石，皆予录文、考释，并逐一介绍碑刻之物理形态、收藏地点、保存现状等情况，附以照片、拓本。录文准确，考订严谨，体例科学，整理深入。展读这部石刻志，对莲花山石刻风貌有了一番全面的认识。
现存的莲花山石刻，以民间庙宇记事、香会题名居多，与泰山主峰碑石相比，既缺少帝王封祀的鸿篇钜制，也稀见名士题咏的翰墨名笔，这或许是此山古刻少为人所关注的原因——历代学者对新甫石刻的考释仅限于《孙夫人碑》《师旷阙》《汉武帝庙碑》等一二名碣，其他众碑刻则视为俗刻而略不一顾。其实，若转换视角，这些被认为不登大雅的民间碑石，乃是研究地方信仰、乡村组织、家庭关系、财产制度以至大众心态的绝好史料，可挖掘出多重的社会文化含义。
如在莲花山石刻中，出现大量妇女题名的碑志。这一现象，早就引起了昔人的关注，如清人蒋大庆赋《新甫纪游·山下行宫》诗中有“庙原趋妇女，僧不解烟霞”句（自注：“碑题皆妇女姓氏”）（《柳园吟草》卷下）。此缘于清初莲花山观音信仰的肇兴适应了女性需求，也与明清以来妇女泰山进香活动兴盛相关。明末学者詹钟玉记泰山进香之俗，“幼女少妇，随尼僧走数千里，亦有士人携室至者”。时人诗中咏云：“只为大罗真有路，因教少妇不知羞。”（明公鼒《登岱八首》）以至朝中重臣沈鲤、刘宗周等频有禁止妇女朝岱进香之论。泰山女香众虽盛，但莲花山妇女介入庙祀香会程度更深，观音诸庙“历年重修，多由信女连年补葺”（光绪《重修行宫碑记》），所谓“四方募化竭力，实出信女；一举告竣厥工，半赖哲妇”（乾隆《重修送子观音殿碑记》）。妇女进香活动深刻影响到莲花山宗教发展传播。泰山妇女香社题名碑仅有二方，莲花山妇女姓名碑竟多达百方。此外许多碑虽非妇女专属，却由女子担当会首，居领导地位。如康熙四十七年（1708）《重修莲花山观音菩萨大殿碑序》所记，此次重修系由新泰知县吴阶玉具名发起，具体承接募化事务的“领袖善人”却是“王门井氏、葛门位氏、赵门牛氏”等一干女流，在下列香众中，妇女多达230余名，男性仅40人，虽有几位“生员”“巡检”“约正”等头面人物，但亦谨随女性名后。很明显乡村妇女在本次重修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又嘉庆五年（1800）《重修地藏王菩萨庙碑记》中云：“有信女徐徐氏者，感菩萨之灵应，兴重修之意念，鸠工四方，甫期月而告竣焉。”参与这次重修的香众，也是以妇女为主体，一些士绅如“文生纪淑伦”虽参与其中，却唯徐徐氏马首是瞻，甘作徒众，足见这位女会首在乡里号召力之强、威望之高。另在嘉庆七年（1802）《重修观音大士碑记》、十一年（1806）《重修山顶观音菩萨大殿碑记》、十七年（1812）《重修莲花山云谷寺观音殿碑记》、光绪九年（1883）《重修三皇圣祖阁正殿白衣大士庙碑记》（碑阴）、民国十二年（1923）《创修张白二仙庙碑记》等记文中，也都频频出现这类“巾帼丈夫”（语出王锡五《重修莲花山云谷寺观音殿碑记》）的身影。与世俗生活中的妇女充满压抑、禁锢不同，莲花山香会中的女性在信仰力量的推动下（如声称“感菩萨之灵应”），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自卑心态与繁琐日常，充分展现出她们被埋没的组织、宣传、经济才能，赢得众多善众的崇敬与信从，甚至受到主政者（如知县吴阶玉、胡叙宁）的倚重。大量信女也在女会首的导引下聚集成团，形成不可小觑的社会力量，乡村女性的生活空间由此得以开拓。泰山主峰被朝廷列为宗祀之岳，“钦工重地”，妇女香会虽盛，不过很难成为主导势力（泰山主峰香社碑中，绝大多数会首由男性充任）。而相对偏远的莲花山区，女性力量却一支独大，其才能获得了充分的释放空间，成为这一区域民间信仰中不可替代的主角。正如赵世瑜先生所论，由于这一时期妇女参与社会活动的广泛深入，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种妇女亚文化。这是展读莲花山上的众多“红妆碑记”，给人的一点鲜明认识。
如果我们将视线从明清香众碑，远溯至莲花山第一通妇女碑（也是目前所知首通中国妇女碑）——《孙夫人碑》，从孙夫人“宽仁足以容众，明敏足以辨物”，到女会首“恻隐婆心”（乾隆《东盘山道重修碑》）、“念切菩提”（嘉庆《创修伽蓝碑记》），便会依稀感到，历史上女性在莲花山地区的文化传承、信仰建构上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展示了与史籍《烈女传》记录的生活状况完全不同的另一侧面。可以说若无女性的积极参与，则无丰厚博赡的莲花山文化。她们的懿行善绩虽为史传所隐，累累碑石却留记了其红妆风采。如将这些碑石史料，置于中国乡村女性宗教活动的大视野中去照观，也许会有更多的体悟。
再引开篇女词人咏新甫碑石之作，以结小文。词云：“搜剔到斜阳苍藓，秋风古木。金石未磨彤管（代指女性）记，玻璃空艳温泉浴。似曹娥黄绢遇中郎，摩挲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