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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6版）交通部铁道技术标准设计委员会桥梁处、中国桥梁公司、浙赣铁路局桥梁总工程师室工程师。不过徐躬耦依然心系物理学，自学了一些物理课程。
留英博士毅然回国，到南京大学物理系执教
1947 年到 1950 年期间，徐躬耦在伦敦大学师从著名物理学家 Massey 教授，取得了博士学位。
徐躬耦在英国读书的三年，中国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更激发了他报效祖国的热情。尽管导师挽留他，但他毅然回国，于 1950 年 8 月踏上了归国的路程。
1950 年秋，徐躬耦接到南京大学的聘请，到物理系任副教授，先后讲授过理论力学、理论物理、量子力学、数理方法以及气象系的流体力学等课程，把在西方学到的物理学的最新内容，带进了中国大学的课堂，先后任代理系主任、副系主任的职务，为南京大学物理系在建国初期的建设和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服从教育部调遣，为兰州大学筹建新系
1955 年 9 月，教育部电告南京大学，调徐躬耦任兰州大学物理系主任。调任徐躬耦的目的有两个，一方面是加强兰州大学物理学科的建设，另一方面是希望他参与核物理专业的创建。
那时兰州的生活条件、气候条件都不好，但是接到这个通知，徐躬耦丝毫没有犹豫，听从教育部的调遣，只身赴任。从1955 年到 1961 年，徐躬耦任兰州大学物理系主任期间，在基础课程的开设、师资队伍的培养、新专业的设置和科研工作的开展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兰州大学建立了理论物理、无线电电子学、磁学、半导体等专业，并同时筹建原子能系（后改名现代物理系）。
在徐鸣洁的印象里，父亲非常忙碌，她都是自己带着钥匙上学放学，回家后父亲都没回来，就坐在门口等，也没饭吃。1958 年，在父亲筹建原子能系期间，工作更是格外艰苦，常常要开会到深夜。
因为徐鸣洁年纪小晚上不敢一个人在家，徐躬耦就把女儿带去开会。那时条件艰苦，大家围着一张桌子而坐，徐鸣洁困了就睡在中间那张桌子上。等散会了，大家再帮忙把她背回家。这样的境况持续了很久。
那段时间，徐躬耦的首要任务就是建设教师队伍，把基础课开设出来，在教学上站稳脚跟。他除了积极培养、大胆任用青年教师之外，还亲自给学生们讲授理论物理的所有专业课和原子核理论方面的专业课。到 1962 年，核物理专业和放射化学专业的教学工作完全步入正轨，原子核理论、实验核物理、加速器、核电子学和放射化学等教研室也相继成立。
“文革”的来临使得现代物理系步入了艰难的岁月，面对是否保留该系的问题，徐躬耦明确提出：“应从国家全局考虑，决不能让多年努力办起来的一个新兴学科轻易拆散。”他抓住时机，在 1974 年招收了第一批工农兵学员；1975 年从核工业部接受了核数据编评任务；1976 年为了配合兰州重离子加速器的建设，与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合作，立即着手开展重离子核物理方面的科研工作，在核反应统计方面做出了当时领先的成果。同时，积极选送现代物理系教师出国进修，为现代物理系的建设和发展做好人才准备。
1979 年起，徐躬耦开始担任兰州大学副校长、校长等职务，为兰州大学的现代化建设做出了贡献。
1982 年徐鸣洁从北京大学毕业，分配到南京大学。1986 年徐躬耦回到他离开了 30 年的南京大学，开始了人生的另一个阶段。
回到南京大学后辞去行政职务，专心搞科研
回到南京，徐躬耦辞去行政职务，专心培养研究生和开展学科研究。他集中力量完成了几十年科研教学工作的总结——原子核理论三卷集的写作。他与郑卫汉合著的第一卷于 1984 年出版，分别与杨亚天、王顺金合著的第二、三卷先后于1988 年和 1992 年出版，后两卷获国家教委普通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他的科研成果也多次获奖，包括“原子核集体运动”获 1978 年全国科学大会奖；“生成坐标方法与原子核集体运动”获 1987 年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原子核总体性质的研究”获1992年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等。
徐躬耦还集中精力培养研究生、博士生，抓紧时间开展科研工作，这十年中，他的科研论文超过了之前四十年的总和，在原子核集体运动微观理论、原子核的宏观性质、量子混沌等方面有重要的成果。
从 1959 年到 1995 年，徐躬耦在兰州大学和南京大学共为国家培养出了 9 名博士生和 20 余名硕士。这些学生在中国国防建设、核工业和核科学教学与科研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发展中国原子能事业的生力军。而在中国核科学人才培养中，徐躬耦和卢鹤绂、胡济民、杨立铭、吴式枢和虞福春等一起，成为新中国核科学教育的先驱。
女儿眼中的父亲：心胸开阔，不计名利
“我父亲在的时候，别人好奇问过，他体质不好，又不爱锻炼，为什么还能比较长寿。我想了想，这应该就跟他心胸开阔有关，他不要名，不为利，对什么都不计较，一门心思做他的核物理研究。”徐鸣洁说，2005 年，父亲还笔耕不辍，完成了最后一篇发表的学术论文，2013 年年底，在父亲住院前夕，躺在床上还在看《量子力学》。
临终前，徐躬耦叮嘱女儿，他走后，骨灰不留，因为不想和活人争地，希望采取生态葬的方式，回归自然。徐鸣洁最终为他选择了树葬的方式，将父亲的骨灰埋于一棵小树下。树下有一块卧碑，上面写着“科学、教育、坚毅、奉献”八个字。徐鸣洁说，“科学、教育”是父母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坚毅、奉献”是他们在生活与工作中坚守的精神。
（现代快报记者 王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