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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畅想的年代（左一为作者）

从1978年金秋入学，到1993年初春下海，我在南京大学度过了整整15年：四年本科，三年研究生，八年留校任教。入学时年方二八，离开时已过而立。这十五年，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青春时光。几十年倏忽而过，多少次梦回校园。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从未在我的记忆中远去。

今天，当年届花甲回忆往事时，我越来越强烈地有种感觉: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可能是我们这代人（新三届）一生中的黄金年代！作为历史系的学生，我们的幸运在于：我们不仅是“文革”浩劫后最早一批考入大学的天之骄子，而且极可能是最后一批接受过传统名师授业解惑的青年学生。或许历史就是这样诡异：那种春意盎然的学术氛围，记忆中那些学贯中西、个性鲜明的著名学者，只存在于那个特定的黄金年代。南大往事，渐行渐远；琐忆成文，以为纪念。

以汉口路为界，南京大学的教学区在北园，北园南门就是学校正门；生活区在南园，南园的北门正对着北园的南门。1978年我们入学后，住在南园的不仅有数以千计的南大本科生和研究生，还有人数不多的外国留学生，以及部分老、中、青三代教职员工。上课时，师生人流每天出南园北门入北园南门；下课后，我们又出北园南门入南园北门。出出进进，天天如此。别人听起来可能有点绕口，但南大的校友一听自然明白。顺便说明一下，对于当下60岁左右的校友，南大专指市内的鼓楼校区，那时尚无后来的浦口校区，更遑论现在的仙林校区了。

从南园北门一出来，左右相对，大门两侧各有一个布告栏。布告栏不大，其作用却不小，堪称学校当年的信息发布中心。从1978年我们入学，以至其后的若干年中，学校里除了高音喇叭广播外，似乎没有更多的什么公共的信息传播工具。南园北门由于每天人来人往，两侧的布告栏就成了各种学术活动或重要事项的最佳发布场所。在我的记忆中，南园北门的布告栏，就是那个学术黄金年代的一个窗口，也是当年南大校园最有标志性的一道风景线。

一、讣告两则

记得刚入学的头两年中，布告栏经常发布讣告信息，每每让人叹息南大又有前辈学者凋零谢世。我印象最深刻的讣告有两则。

1979年2月下旬的一天，我在北门布告栏上看到了孙本文教授的逝世讣告。孙本文何许人也？当时作为大一新生的我，自然一无所知。看完讣告正想离开时，旁边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师面露戚容，引起了我的好奇。这位老师连声叹息：“孙先生去世了！孙先生去世了！”若干年后，当社会学这门学科又恢复后，我才知道：孙本文先生曾是中国社会学的泰斗人物，解放前长期担任中央大学教授，声满学界，著述颇丰。可惜的是，1949年后社会学系撤销，孙先生改任南京大学地理系教授，但再无著述问世。

1979年4月底，我在北门布告栏上又看到了戴文赛教授的逝世讣告。听说戴先生29岁即获得英国剑桥大学博士学位，是著名的天文学家。我之前就知道戴先生的大名，一是因为当时正给我们上课的邱树森老师与戴先生住在同一栋小楼，二是因为戴先生的女儿戴莹琮是我们系七七级的学姐。当时看到讣告，得知戴先生终年69岁，不胜痛惜！戴先生的逝世，无疑是当年南大的重大损失！令人欣慰的是，南大天文学科后继有人。次年（1980年），戴先生的学生曲钦岳教授被评为最年轻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后称院士），后来还担任了南大校长。

二、名家报告

北门布告栏里，发布最多的还是学术信息，尤其是各种学术报告信息，令我感到眼界大开，耳目一新。根据布告栏上的信息，本科四年以及随后读研究生的三年中，我听了不少名家学者的学术报告。

由于是文科生，所以我对当年自然科学家的报告印象不深，只记得著名数学家杨乐、中国科技大学当时的两位著名科学家温元凯和方励之，都在南大做过学术报告。温元凯是南大化学系毕业的校友，曾被匡亚明校长树为学习标兵。方励之做的学术报告，我在布告栏上看到海报，是关于天体物理方面的。由于方时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又是年轻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所以我对这张海报印象很深。

史学专家中，听过时任复旦大学副校长蔡尚思教授关于孔子思想评价方面的报告；听过时任厦门大学副校长傅衣凌教授关于明清社会经济史的报告。南来北往的学者们，经常带给我们一场场学术报告。遗憾的是，尽管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但由于我们当时尚在求学阶段，学术积淀和知识素养都很不够，所以对学者名家所讲的观点内容，往往理解不深。

1981年4月份，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南京大学历史系合作召开“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学术讨论会”，会场就在青岛路的部队招待所，系里安排我去帮忙做会务工作。著名学者吴承明、彭泽益等都来参会，机会难得。历史系正在协调安排学术报告时，经济系的海报捷足先登。有一天晚上我路过布告栏时，看到已经贴出海报，吴承明教授的报告题目是《不发达经济学简介》。什么是不发达经济学？在四十年前，这个学术报告无疑是非常新颖的。

我们入学时，正值改革开放刚刚开始，中国大学与国外的学术交流日益增加，所以布告栏上偶尔也有外国学者的学术信息。南京大学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互结友好学校后，有一年美籍华人学者、威斯康星大学教授林毓生来访，学校邀请林教授做一场关于孔子与中国传统思想方面的学术报告。当天我看到布告栏上的信息后，也赶到会场聆听高论。报告安排在教学楼东侧一楼大教室里，主持人刘毓璜教授老派学者的气场，报告人林毓生教授学贯中西的气派，林夫人雍容华贵的气质，以及现场座无虚席的场景，都使这场学术报告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三、学术“盛宴”

在布告栏所有信息中，我最喜欢的是“五?二〇”学术报告会。“五?二〇”是南大校庆日，每年校庆时各系都举办一年一度的学术报告会。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每年的“五?二〇”学术报告会，对于南大学子来说都是一场学术“盛宴”。

那时的南大历史系，既有韩儒林、王绳祖、蒋孟引等一批年高望重的资深教授，又有茅家琦、蒋赞初、王觉非等一批年富力强的中年骨干，学术气氛浓厚，每年“五?二〇”的学术报告会都是精彩纷呈。

1979年的“五?二〇”，历史系学术报告会在教学楼东侧一楼北面的一间大教室里举行。英国史专家蒋孟引教授的报告题目是《论克伦威尔》，国际关系史专家王绳祖教授的报告题目是《均衡在欧洲近代外交中的作用》，近代史专家王栻教授的报告题目是《论清末名士张佩纶》（以上题目仅凭个人记忆，可能不完全准确，但主题应该不会偏差）。记得蒋孟引、王绳祖两位教授报告后，大家可能有点疲惫，教室里气氛稍显沉闷。这时王栻教授走上讲台，语气缓慢但“出语惊人”，他开口道：“刚才两位先生的报告非常精彩，但是十分抱歉，我要把大家从精彩的西方世界，拉回到沉闷的古老中国。我的报告，就是要讲一讲，一百多年前的清末，清醒的知识分子，如何唤醒沉闷的中国社会。”短短几句开场白，立即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王栻教授是研究严复与维新运动的专家，报告果然精彩！

上学读书时，每年系里的“五?二〇”学术报告会，我都去听讲；毕业留校后，每年系里的“五?二〇”学术报告会，我也都参与。因而，“五?二〇”学术报告会，成为我校园生活中最难忘的记忆之一。

不知现在的母校，每年“五?二〇”时，是否还在如期举办报告会？

四、“朦胧”讲座

南园北门的布告栏上，有时还会发布各种行政通知，以及文学活动的信息。那个年代的大学生，个个都是文学青年，对于文学的兴趣极其浓厚，关于文学的报告讲座都没少听。

1980年前后，朦胧诗兴起，甚有影响。但什么是朦胧诗，大部分人都很朦胧。有一天我在布告栏上看到，有位名叫徐刚的诗人要做一场关于朦胧诗的讲座。虽然我是历史系的，但还是很想听听朦胧诗，于是兴冲冲地找到讲座会场。进入教室后，发现仅有大约十来位听者。但演讲的诗人仍是激情四溢，高谈阔论。他用词晦涩，表述欧化，颇有天马行空之感。听着听着，我感觉有点跟不上诗人的思路了，越来越困。但由于听者不多，我不好意思中途离场，只能枯坐坚持，最终在睡意朦胧中“听”完了朦胧诗的讲座。

这真是：朦胧人听朦胧诗，朦胧来复朦胧去。现在想来，还真有点不好意思！

（本文转载自“南京大学校友总会”微信公众号，略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