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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炳辉出生于云南 ，家境贫寒，十几岁就参军当兵，曾参加过讨袁护国军和北伐战争，屡立战功，升迁迅速。然而，他的出身让他对工农阶级有着天然的同情，对旧军队中的腐败现象极为不满。因为被怀疑是共产党员，罗炳辉于1928年冬被遣离开国民党朱德培部。

1929年6月，罗炳辉被推荐到吉安任靖卫队大队长，下属4个中队，600余人，枪400余支。

有一次，地方豪绅将十几名共产党员押送到靖卫队，要求处决，但罗炳辉提出要亲自审问。经过审问罗炳辉才知道，他所要剿的“匪”，都是出身贫苦的老百姓，他们为了不受压迫，寻求活路，才跟着共产党走。罗炳辉便把这十几名共产党员给放了。

这件事惊动了当地的豪绅，他们以“私放共匪”为由要拿罗炳辉问罪。最后，因为罗炳辉之前战功卓著，这件轰动全城的私通“共匪”案只好不了了之。但这件事却引起了共产党方面的注意，于是立即决定对罗炳辉展开统战工作。1929年夏季的一天，罗炳辉接到北伐战友、同乡赵醒吾寄来的一封信。赵醒吾1924年就已秘密加入了共产党，并且为人正直，罗炳辉对其十分敬佩。

赵醒吾在来信中暗暗劝导罗炳辉要为人民办事，随后还亲自来到吉安对罗炳辉进行当面劝诫。罗炳辉几乎毫不犹豫地当即表示迫不及待想要加入中国共产党。

几天后，时任中共赣西特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的刘士奇和省委军事巡视员蔡升熙又找到罗炳辉谈话。不久，罗炳辉便以“罗南煌”之名加入了共产党，并根据组织安排，仍然以大队长的身份留在靖卫队，以方便收集情报，伺机进行起义。

1929年10月上旬，蒋介石责令国民党加紧“围剿”以井冈山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吉安方面也召开了紧急会议，声称要立即“剿办”当地活动愈加频繁的共产党员，并宣布了一条纪律：“剿办令”要在半夜下达至营长，下半夜2点下达至连长，凌晨4点下达至班、排长，戒严全部街道，断绝所有交通，进行全城大搜捕。

如果这一次行动得以实施，那么吉安城内的共产党员很可能将无一幸免。但幸运的是，罗炳辉也参与了这次会议。

会议结束后，距离第二天断绝交通只剩下8个小时。罗炳辉争分夺秒地找人通知特委书记，几经波折，直到当晚11点，终于成功传递了这一情报。

第二天拂晓，国民党依照计划挨家挨户检查户口、人丁，共抓了八九百人。中午，特委书纪派人送信至罗炳辉，通知他党内同志仅2人被捕，其余全部安全转移。得知这一消息后，罗炳辉以本城商绅的名义将被捕的2人保释出来，最终使吉安党组织成功避过了一场灾难。

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中共赣西特委于1929年10月作出了里应外合攻打吉安的决定，准备以罗炳辉率吉安靖卫队作为内应，联络吉水、永新靖卫队同时响应，攻取吉安。

就在起义紧张筹备阶段，11月8日，赣西党组织突然遭到破坏，不仅攻打吉安的计划泄露了，赵醒吾等100余名共产党员均被捕。原来是赣西南特委团委书记曾道懿叛变，将全部计划和组织供出。

敌人掌握了罗炳辉将要起义的“证据”，便以发军饷为名，要其带领靖卫大队回吉安县城，准备逮捕他。情况非常紧急，赣西南特委领导人曾山派人送了一封信给罗炳辉，确定了起义时间，要求其务必尽快举行起义。

罗炳辉获知消息后，一边加快了起义的准备步伐，一边派兵警戒了通往吉安的大路，检查往来信件。果然，罗炳辉查到了一封写给靖卫队第二队队长的信，信中称罗大队长已经赤化，望严加注意等。

就在罗炳辉准备着手逮捕二队队长的时候，这名队长以查哨为由，带着两个士兵跑了，极有可能是去通风报信了。

起义已迫在眉睫，三队是地主豪绅的武装，平时最为反动，只有解决了三队才能为起义扫清道路。罗炳辉当即带着武装卫队到三队，通知三队队长和全队士兵徒手集合，果断缴了三队的枪械。

1929年11月15日天还没亮，罗炳辉就传命全大队迅速集合，宣布起义。

随后，起义部队连夜抄小路赶往苏区的新圩，与前来迎接的刘士奇等人会合。休整一天后，继续前往富田进行整训，并改编为江西红军独立第五团，下辖六个连，由罗炳辉任团长。这次起义对国民党造成了极大震动，它不仅是国民党地方武装中第一支起义的队伍，也开创了红军将敌人武装改变为革命武装的先例。（摘自微信《老邓讲红色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