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破天荒的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还真应了那句“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父亲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当我看到来电显示时，虽然感觉有些破天荒，但说心里话，的确让远在北京的我心里有些许感动。
“我没烟了”。好吧，是我自作多情了。父亲是个“老烟囱”，如果说父亲视烟如命，绝对没有冤枉他。记得小时候家里的角角落落都是那股“好闻”的旱烟味儿，哪怕是厕所。因为抽烟这件事，母亲没少和他吵架，口袋里、裤兜里、床头边、橱柜上……都是烟丝，衣裳和裤子永远是不修边幅，还有不少烟熏火燎留下的洞，对他来说，哪怕不吃饭，但绝对不能没有烟。
还记得前年父亲和母亲来四川的时候，母亲给我带了一桶自家压榨的花生油，足足有二十几斤，而父亲也扛了一个大袋子。当我看到他们从火车站出来，赶忙上去帮忙，母亲生气的说“不用给他拿！”。原来母亲本来想带两桶花生油的，可父亲却不帮忙，因为他要背着他那一袋子老旱烟，更离谱的是在上火车的时候，他差点忘记了拿油桶，但那袋旱烟却从未忘记。
父亲兄弟三个，个个都抽烟，但父亲在抽烟这件事上绝对是老大哥，起到了“良好的模范带头作用”，二叔动不动就跑到我家里问还有没有旱烟，三叔还好，虽然抽，但相对他那两个哥哥，收敛了许多。庆幸的是，我们堂兄弟没有抽烟的，这也是他们“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结果，说到这，我挺感谢他们的。
来到四川后，爸妈还是天天吵架，我也是司空见惯、见怪不怪，算命的就曾说母亲是天上的银河水命，而父亲是田野里的山火命，虽然说不能迷信，不过还挺准的。每次我过去看他们，两个人就把我当成了“法官”，让我评判那些鸡毛蒜皮，夹在中间的我，按下了葫芦浮起瓢，“庆幸”自己没有和他们住在一起，当然，这么想是“不孝顺”的。
某天深夜 12 点，母亲打电话给我，对父亲提出了严厉的“控诉”，电话里我也没时间听她说，急匆匆的从床上爬起来，开着车飞驰到河对岸。原来，父亲不知什么时候悄悄的把那袋旱烟放到了我们楼上的婚房，他解释道，是因为四川的天气太潮湿了，怕烟受潮。
我说“明天给你买个带盖的大塑料桶，用风干机吹干后装进去拧紧就不会受潮了”，父亲点点头，一旁的母亲更生气了，“我和你说是让你说说 （批评）他的！不是让你给他出主意怎么装他的烂烟的！”
趁着这个功夫，我也细细的想了一下，罗列了几条“抽烟守则”，当着爸妈两个人的面进行了宣读，父亲在上面郑重的签上了名字。父亲很遵章守纪，每次抽烟都是到楼上的花园里去,并专门配备了一个带水槽的烟灰缸，确保“放火”安全。
“你看能不能让老家你二姨夫买点，邮过来，嘿嘿嘿……”，此时的父亲,就像小时候的我缠着他给我买块糖一样，小心翼翼，生怕不如所愿。
年前，家住北京的哥哥说要去老家接二姨他们上来过年，看带点什么我顺便带回四川去，我不假思索，带点烟吧。不巧的是我回四川的航班正是二姨和二姨夫来京的那天，烟是带不回去了，我把这个消息和父亲说了，父亲很是失望，只问了一句“什么时候能带回来？”。
离京的当天我早早来到机场，10 点的飞机，延误到下午 3 点，最后取消了航班，乘客们怨声载道，我却有点小高兴，改签到第二天的同一航班后，我马不停蹄地赶往哥哥家，去看望多年不见的二姨夫，顺便把烟拿回来。
那真是一袋烟，一个化肥袋子，我扛着这袋烟，坐公交，转地铁，虽然里面的旱烟套了好几个塑料袋，但还是盖不住那呛人的“芳香”，还好晚上 10 点的公交和地铁，乘客还算稀少。
但这大袋子旱烟真愁着往回拿，也不好拿，分了两批次，装了满满一行李箱，剩下的也只能等过完年下次回去的时候带回去了。
回到家，已是晚上 8 点多，母亲早已把饺子包好，特意等着我回家后一起吃饭，而父亲对我更是期待，早早的就等待在家，并准备好了装烟丝的桶……
抽烟对身体不好，这我知道，可父亲也只有这个爱好了，成品的烟经过过滤后，父亲说没劲儿，隔壁邻居送给他的几条烟也只是偶尔应急。母亲对我给父亲带烟这事，也是默许的，或者是肯定的，就像她说的一样“抽吧，不然他下班后也无事可做，正好解解乏”。
回到北京半月有余的我，还没接到过父亲的一个电话。电话的那头，母亲说父亲对自己的儿子最会“过河”，也最会“拆桥”，一旁的父亲来了一句“都30 了，不用旁人说”。的确，父亲不善言谈，可突然冒出的一句话就会把你气个半死，有时候我还真拿他没办法。转眼间父亲已是六十多，而现在的我，只想尽自己所能把他们想要的一丝不落的给他们,这是我最大的幸福，也是我最幸福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