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内容

　　我和江大的渊缘要从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的汽车拖拉机专业说起。我1957年毕业于南工的机械工程系，四年大学期间全部考试成绩均为“优秀”并于1955年获“特等优秀生”称号，毕业后留校任教。按当时国务院的统一规定新大学毕业生要首先下放农村劳动一年。我在农村生活中，经历了春夏秋冬，学习了各种农活，不仅深刻体会到农民劳动的艰辛，更感受到农业需要实现机械化的迫切性。
　　在我的记忆里，镇江农机学院建院初期，尽管条件艰苦，但由于部里的重视与支持和全体教职工的努力，加之招进来的生源素质好，年轻的农机学院在全国农机行业的口碑很不错！当时，全校上下为了学校事业都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在艰苦的条件下为新学校的建设添砖加瓦。先来的基础课教师不辞辛劳，除教学外，与同学同吃、同住、同劳动；专业教师也克服交通不便的困难，在两地之间穿梭奔波；同学们学习也非常刻苦努力，毕业后分配到全国农机行业后，大多成为当地单位的技术骨干，有的后来还担任了全国重点企业（如洛阳拖拉机厂、济南重型汽车厂、上海柴油机厂和无锡柴油机厂等）的主要领导。
　　文革时期，学校决定兴办“五七农场”（大约1100亩），我作为“汽拖”和“内燃机”专业的中青年教师自然也只能勇往直前，样样农活都得干：从驾驶东方红-54拖拉机开荒、用机器抽水、挑大堤、摇船运输、耕耙播收等样样农活都不能少，有时轻伤还不下火线。由于当时插秧机尚未普及，在农场大田中插秧确是一项十分艰难的任务，背晒骄阳，赤脚站在浇有糞水的大田中，弯腰挽袖忙个不停，滋味确实不太好受。1976年随着“文化大革命”结束，我们学校的发展也和全国一样走上了正轨：1978年初，高考制度恢复后的77届本科（四年制）同学正式入学，此后随着学校专业的增加和规模的扩大，1982年更名为江苏工学院、1994年更名为江苏理工大学、2001年合并为现在的江苏大学。但不论如何发展与改变，学校为农业服务的“大农机”特色始终保持不变，亦即“初心不改”。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也为包括我在内的广大知识分子带来了新“科学的春天”。1979 年我有幸通过国家教委组织的外语（德语）测评和机械部的专业考试，顺利成为改革开放后国家首批出国留学的访问学者和镇江农机学院首位出国留学人员，作为访问学者前往奥地利格拉茨工业大学进修。在进修期间，我选择了柴油机燃油喷射系统这项研究课题，改善和发展了格拉茨工业大学和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在柴油机喷油系统方面的计算方法，建立了“柴油机燃油喷射系统变声速、变密度的计算”理论，解决了柴油机高压喷射研究方面的难题，受到国际内燃机界的一致肯定与好评。此后更是在多方鼓励和支持下不分昼夜、争分夺秒奋力拼搏，于1981年12月取得了科学技术博士学位，成为新中国出国留学人员中首位内燃机学科博士。当时任奥地利格拉茨工业大学校长瓦尔德 · 怀特教授高声宣布：在今天获得学位证书的十名博士中，有一位来自远方的客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高宗英先生，顿时大厅中响起热烈的掌声。当我听到自己名字的那一刹那，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禁不住热泪盈眶。道理很简单，如果不是有伟大的祖国作为后盾，我是不可能享受到这样高的荣誉的。就这样，我通过不懈的努力，用了两年零三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外国朋友通常需要四到五年才能完成的任务，为国争了光，也为学校争了气。此后，我婉言谢绝了一些企业（李斯特、宝马等）的挽留，毅然按时回到了自己的祖国。
　　回校后我仍然保持一颗平常心，积极投身于学校内燃机学科的教学和科研工作。虽然当时浙江大学、同济大学、天津大学等学校也向我伸出橄榄枝，但我考虑再三，自己作为学校提名的国家公派人员，不能回来就跳槽，否则对不起培养和支持自己的学校，婉拒了他们的好意，毅然留下来为学校的事业打拼。1984年，我被特批为教授、博导。我们学校也在当时已有的农机博士点上又增加一个内燃机的博士点，并以此为基础带动了以后农产品加工、汽车拖拉机和机械制造等专业也陆续获得了博士授予权。此外，我在内燃机学科和行业中也担任了中国内燃机学会常务理事、专家技术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和高等学校内燃机专业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提高了我校内燃机学科在全国行业中的地位。1990-1995年期间，我还一度在学校由江苏工学院更名为江苏理工大学过程中担任学校行政领导职务。在任江苏理工大学校长期间，曾有机会向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同志和副总理的李岚清同志汇报了学校的发展情况，特别向李鹏总理介绍了我校与德国Elsbett公司合作的一种可以燃用植物油的小型油冷发动机的研究情况。李鹏同志怀着极大的热情详细询问了发动机的研发情况并在事后欣然为我们学校建校35周年题词“发展教育，振兴农业”，从而极大地鼓舞了全校师生员工。
　　任校长期间，我除了尽力做好校内各项工作外，也依仗自己的留学背景和外语较好的优势，尽力提高学校在国际上的知名度。除继续办好联合国工发组织培训班、亚太农机培训班外，还积极开展与欧美地区对口高校的学术交流，开办三国三校（日本三重大学、泰国清迈大学与我校）国际学术交流会议、借个人开国际会议机会或带领学校代表团着重访问与农机、汽拖和内燃机相关的企业（如奥地利的李斯特和斯太尔、德国的戴姆勒 · 奔驰、宝马和大众、日本的洋马和久保田以及美国的通用柴油机和约翰迪尔等公司），以扩大双方合作机会。到我任期结束为止，我校先后聘任了三位名誉教授（其余均为客座或兼职教授），除李斯特（奥藉）外，还有天津大学的史绍熙院士和上海大学的钱伟长院士，前两位分别为内燃机学科与行业的国际和国内权威。1996年，当李斯特在奥地利庆祝百岁大寿时，我又代表学校前往格拉茨参加并接受了媒体采访，有关活动情况见诸当地报刊，从而提高了我校在国际上的知名度，也为后来在奥地利开办我校第一个孔子学院打下了基础。
　　2006年8月，当我满70周岁从工作岗位退休后，仍然关心学校内燃机和农机学科的发展并笔耕不辍，与无锡油嘴油泵研究所合作主编了 《柴油机燃料供给与调节》（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10），它与1960年的油印讲义放在一起对比，正好说明了历史的继承与发展。2016年我年过八旬后，仍继续带领学校部分青年教师、无锡油泵所以及上海同济和交大的有关专家一道合作，主持翻译了一部120多万字的德语专著 《内燃机原理》。尽管做了一些工作，但我始终认为我们团队和我个人的工作只是学校乃至整个农机、内燃机行业的一小步。学校事业的成功，依靠的是包括我们离退休人员在内的全校师生员工，每人、每单位一小步，全校合起来一大步。
　　我的信念始终是，不论对于个人、单位、学校乃至国家而言，只有不忘历史，才能面对未来。明年（2021年）是我校在镇江建校60周年，我校应毛泽东主席的“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而生，又因改革开放四十年而壮大。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又提出“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和智能化”的号召，这正是我校全力奋进的大好时机。六十年“弹指一挥间”。我也从建院初期的青年小伙子变成了现在的耄耋老人。现在的江苏大学是我从一开始就参加创建并在此工作一辈子的单位，我一生的成就和荣誉均来于此，我曾受到的不公与误解也与此有关，但不管怎么说这里是我终身为之奋斗的战场，对一名不忘初心的战士而言，在前进的道路上不论遇到什么挫折与困难，都应当坚守自己的岗位，退伍后也应当永远热爱曾经在此战斗过的地方。和几乎所有老“农机人”或是“江大人”一样，我们既怀念过去的打拼年代，追思那些已故的前辈，但更受到当前学校大好局面的鼓舞，为一代代青年人的迅速成长而感到高兴。我衷心希望学校在现任领导带领下、通过全校师生员工的共同努力，早日建成一流的农业工程学科体系，将实现双一流的目标提前到2021年，即我国第一个百年（建党百年）期间实现。
　　（作者为我校退休教师，原江苏理工大学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