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鲁有言
大约是在1970年春季，我遇到了一位至今难以忘却的人。
那时我正在招远一中读高中，课外活动跑步时在操场西面一块麦田边上发现，有一位拄着拐杖的人一瘸一拐地走着，一手依着拐杖蹲下拔着草。我走过去也跟着拔了几棵草，他转脸问我：“同学，你是哪个班的？”我回答说：“我是十三级四班的”。本来，看到腿短的人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但这个老者的面部非常奇特，他似乎没有了下巴，嘴有点歪斜还翘着鼻子，不仅脑门儿大，耳朵也很大，眼睛特别大，脸部好像缺了一块，很不匀称，不客气地说，他的长相着实吓了我一跳。
没有想到，这个人第三天就到我们班听课了，那是烟台师专教师培训班学员的观摩课，讲授毛主席诗词《蝶恋花·答李淑一》。听课时，我忍不住几次回头看他的脸。下课时，他挨近我说：“这位同学，我们见过。你能把刚学的课文一口气把它背诵下来，好记性啊！”副班主任滕家祥老师在总结时也表扬我能够大胆地站起来背诵课文，他还问我：“你知道下课后夸奖你的那个老师是谁吗？是我上大学时的老校长鲁有言。”后来滕老师特别告诉我：“那个老校长是个行政13级的高级干部，原来是地委宣传部长。”
直到我到烟师上学后打听那位老校长，才知道他已经过世了。再后来我留校任教了，同其他老教师讲起，他们常常怀着很深的情感，追念起老校长的点点滴滴。上学的第三年冬天，有一次我去工具室送返劳动工具，突然有了一个发现：当时的工具室是半面坡简易房，是利用学校十几米长的大黑板报墙背面搭建起来的。我惊奇地看到，那里面贴着十几张大字报，题目是《走资派鲁有言反毛泽东思想一百例》。我搬开了挡在墙边的工具，一张一张地仔细阅读起来。管工具的赵怀亮老师等得有些着急了，就把门锁交给了我说：“快到开饭时间了，抓紧时间看，走前把工具重新整理放好，锁好门。”从那留存了十年有余的大字报里，我重新认识了老校长鲁有言。那份大字报“有理有据，言之凿凿”，包括鲁有言在什么会议上、在哪个场合说过的什么话，统统记录在案。然而，正是那些事例，验证了鲁有言个人品行和政治品质，诉说着他实际上是一个地道的崇尚实事求是、敢于针砭时弊、明快睿智、哲理深邃和敢作敢当的“当权派”。
我们学校许多老教师为什么直到现在还念念不忘鲁有言？从一些老师的议论中得知，老校长平易近人，愿与师生一起拉家常，没有一点架子，直到文化大革命运动来了，大多数老师还都念着老校长的好，不去为难他。
鲁有言的夫人杨来义也是个老党员，她在其丈夫去世后的70年代末本可以光荣离休，但她闲不住，一直忙着为教职工办临时菜店，因为我在上学前已经有了驾驶证，从当学生时就被借来开着学校的车到华丰街菜店为学校食堂拉菜，顺便给她办的小菜店捎一部分菜，也就与她熟了起来。我一直管她叫“杨奶奶”，她总是先笑一声接着很干脆地答应着。去她家里，我了解到了文革时期的鲁有言。由于文革前期学校的学生成立了名目繁多、五花八门的“红卫兵组织”，各路造反派争先恐后地组织批斗会，以显示其组织的存在和战斗力，鲁有言一夜之间就变成在校八年之久的学校“头号走资派”，批斗挨整成了家常便饭。在批斗会上，面对无端的质问和“莫须有”的罪证，他习惯了用沉默作无声地反抗，实在逼急了，他会说“让历史做结论好了”。对于保护人才而言，鲁有言敢于扬长容短，必要时他还敢于护短。他过去曾经“包庇”过右派、袒护过被横加罪名的人，特别是在“整风反右”运动后期，为了避免乱扣帽子乱打棍子，他甚至签字担保与他丝毫没有个人利益关系的人。1959年，他被作为右倾典型遭到批判。当文化大革命运动大潮来了，他首先被“打倒”。
据十年前曹洪顺、孙元璋、李慧志等教授们撰文回忆，鲁有言确实是一个不同凡响的老领导。他本姓滕，名鸿宾，字来安，掖县朱桥午城村人，参加革命后一直用鲁有言这个名字。多少年来，村里人根本不知道鲁有言是何人。而在学校里，鲁有言从莱阳师范升格为高等学校开始，就是校长，后来还同时担任学校党委书记。他是“一位让我怀念的长者”；他是“一个和蔼可亲的长者”；他是“一个讲真话，能跟你交心的富有人情味的长者”。
鲁东大学杰出校友李存修先生曾这样描述鲁有言——每当同学们相见，都会情不自禁地谈起当年那位专坐“大国防”自行车的鲁书记。现在，条件是变化了，每当我乘车外出，心中常常泛起一种念头，鲁书记真该有这样一部车坐着,可是老书记早已清白一身地谢世作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