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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敦煌莫高窟藏经洞

敦煌学之产生源于对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文献的研究。1900年农历五月二十六日，1900年6月22日 （农历五月二十六日），道士王园禄在敦煌莫高窟第16窟甬道北壁发现了一个复洞 （现编号为第17窟），洞内重重叠叠堆满了从十六国到北宋时期的经卷和文书。这批古代文献总数在六万件以上，多数为手写本，也有极少量雕版印刷品和拓本；其形态有卷轴装、梵夹装、经折装、旋风装、蝴蝶装、包背装、线装和单片纸叶等；其文字多为汉文，但古藏文、回鹘文、于阗文、粟特文和梵文等其它文字的文献亦为数不少；其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宗教、历史、地理、语言、文学、美术、音乐、天文、历法、数学、医学等诸多学科，但以佛教典籍和寺院文书为主。敦煌遗书主要是指这批古代文献。因为从这个洞窟中出土的文献以佛教典籍为主，所以人们就将这个洞窟称为藏经洞。不论从数量还是从文化内涵来看，敦煌文献的出土都可以说是本世纪我国最重要的文化发现。此外，本世纪初以来，在古敦煌管辖的范围内还出土许多汉晋简牍。这样一些文物，不仅在中国，即使在全世界也是独一无二的文化宝藏。

四、敦煌文物的流散

敦煌藏经洞发现于1900年，时值清王朝末年，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西方列强公然派遣的八国联军侵入我国。腐败的清政府未能对藏经洞中发现的希世珍宝给予应有的保护，结果被打着探险名义的帝国主义文化强盗掠走了其中的大部分。

第一个到敦煌盗宝的是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他于1907年3月至5月和1914年3月曾两次到敦煌，采用哄骗的手法掠走13600多件写本、印本经卷与文书和5箱艺术品。这些经卷和文书现藏在英国国家图书馆，艺术品则藏在大英博物馆。1908年2月至5月，法国人伯希和率“探险队”来到敦煌，掠走经卷文书5500多件，另有一批绢画和艺术品。这批敦煌文献现藏于巴黎国立图书馆，绢画和艺术品现藏吉美博物馆。1910年，清政府下令将劫余的敦煌文献押解回京，入藏京师图书馆，约8000余轴。但王道士在此前已转移私藏起来一批敦煌文献，清政府的押解官员也未把藏经洞收拾干净。1912年，日本大谷“探险队”的桔瑞超和吉川小一郎在敦煌停留八周。1914年吉川小一郎又从新疆返回敦煌，这两次他们共弄走数百件敦煌文书。这批文书后来散落到日本的京都和韩国的汉城等好几个地方。1914年至1915年，俄国人奥登堡率“探险队”来到敦煌，得到12000余件经卷文书和约350件绢画纸画雕塑等艺术品。这些经卷文书现藏俄罗斯联邦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艺术品藏于艾尔米塔什博物馆。1923年，美国“探险者”华尔纳又从敦煌掠走壁画十多幅，塑像一尊。

敦煌文献与文物的流散，是我国近代文化史上的一次重大损失。五、敦煌学

现知敦煌学一词于1925年由日本学者石滨纯太郎最早使用，但影响不大。1930年陈寅恪先生在《敦煌劫余录序》中亦自创此词，遂使斯学在学术界广为人知。自1909年出版有关敦煌学的第一部著作至今，经过国内外数代学人的艰苦努力，敦煌学研究不断深入，研究领域也不断扩大。时至今日，多数敦煌学者认为敦煌学是以敦煌遗书、敦煌石窟艺术、敦煌史迹和敦煌学理论等为主要研究对象，包括上述研究对象所涉及的历史、地理、社会、哲学、宗教、考古、艺术、语言、文学、民族、音乐、舞蹈、建筑、科技等诸多学科的新兴交叉学科。它的目的是揭示佛教和佛教艺术的发展过程、内容、特点、和规律；深入揭示敦煌、河西乃至中国古代社会和中西交通的历史本来面貌和发展规律；探求主要研究对象间的内在联系；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以促进现代文化艺术的繁荣、发展。以上表述规定敦煌学共有四个主要研究对象，其学术范围就是这些主要研究对象所涉及的十几个学科，所以，多科性是敦煌学的重要特点之一。敦煌学的另一个特点是因地名学，敦煌是敦煌学的特定空间范围，是敦煌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特点和标志。如中国文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但如果利用敦煌资料研究中国文学问题，就属于敦煌学的范围，其他相关学科也是如此。所以，敦煌学并非它所涉及的十几个学科的简单综合，更不是把它所涉及的学科的全部内容统统包揽收容，变成一个多种学科的联合体。

但也有一部分学者认为敦煌学的内容比较庞杂，不能算一门学科，认为还是将“敦煌学”放在引号内为好。 （文/诚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