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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9年8月，四川外语学院迎来了一位新院长——陈孟汀。听说陈院长是四川达县人，抗战爆发后从北京大学去了延安，解放后是中共重庆市委文教部部长，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下放到长寿湖农场劳动改造，改革开放后平反调到川外担任领导。
  那时的川外也和全国一样，处于百废待兴的阶段，到处破破烂烂，要啥缺啥：缺教室、缺人才、缺经费，说是大学连个像样的教学楼都没有，食堂设施简陋、管理落后、伙食不好，卫生条件差，外教上个厕所都困难，教职工家庭两地分居现象突出、很多人精力分散、无法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
  陈院长上任后，马上与党委书记王丙申一道迎难而上，努力开创新局面。两位主要领导解放思想、有错必纠，破旧立新，大胆用人，从队伍建设入手，将校内那些年富力强、德才兼备的人才安排到各级领导岗位上：副院长群懿、郑惠申，俄语系主任程贤光、党总支书记张洪良，英语系主任曾祥禄、刘正泽，法德系副主任赵璧，出国培训部主任熊林武、党总支书记刘祖德，教务处处长李馨亭，人事处处长奚一遐，总务处处长许筱林，图书馆馆长张自强，电教馆馆长龚和忠等都是新时代里涌现出来的领导骨干。在新的领导班子带领下，各项工作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展，学校面貌焕然一新。
  在新的各级领导班子中，特别令人耳目一新的是副院长郑惠申、图书馆馆长张自强、电教馆馆长龚和忠、法德系副主任赵璧，因为他们身份特殊：以前都被错划为右派。他们能够重获重用，固然是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但也体现了王丙申、陈孟汀两位领导的胆识和胸怀，他们不愧是新时代的伯乐。
  郑惠申是建国以来最早的一批研究生，反右斗争前是教师党支部副书记，错划成右派后只能打杂。70年代在四川资中孟塘军垦农场时，郑惠申与我同在一个连队劳动，从平时交谈中发现他是一个勤奋好学、学识渊博、做事认真、任劳任怨的忠厚好人，竟然被划成右派，很是不解。作了副院长后主抓后勤，在他的主持下，川外后勤也成了全国高校的一面旗帜。
  张自强副教授是我学生时代的良师益友，他那时是图书馆阅览室的管理员，起早贪黑、认真负责、和蔼可亲、有问必答，遇到自己无把握的疑难问题，也要千方百计查遍各种资料、找到准确答案答复学生。他那么好的学识来管这么破小的阅览室实在是屈才！他几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一直是俄67级学生吴定宇和我心目中的劳动模范。在那样艰苦的日子里，他还从自己微薄的工资里抽钱帮助穷学生吴定宇交伙食费，且不留名，实在是品德高尚。他大半辈子在图书馆工作，作馆长的确是驾轻就熟。
  龚和忠是自学成才的电教奇才，勤奋好学、多才多艺、乐于助人。在资中孟塘军垦农场时，我们同在一个连队劳动，凡有脏活、累活都是他抡着干。他出任电教馆馆长，可以说基本上是白手起家，设备、人员、场地都得靠他一人张罗解决。几年下来电教馆搞得有模有样，竟成了川外子女争相入职的热门单位。
  赵璧是俄文大队下来的老资格俄语教师，到法德系作系主任后是我的直接领导，感觉他工作特别卖力。1979年出国培训部筹备成立，我申请调过去工作，找到他时，他很爽快地同意了我的申请，批准我调到出国培训部工作。领导能够成人之美，自然会激励下面的员工更加努力工作。
  这些长期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才终于有了展示自身才华的舞台，他们格外珍惜领导的信任，进而忘我地工作，做出了显著的成绩。而搭台子的人王丙申、陈孟汀是功不可抹的，正是他们知人善任、有错必纠、解放思想、破旧立新才有了川外的新局面。
  引进人才是陈孟汀院长对川外做出的另一重大贡献。陈院长在挖掘、重用校内人才的同时，四处联络引进学科带头人、后勤、基建人才。
  80年代初，陈院长委托郑惠申副院长专程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动员杨武能回校任教。杨武能师从著名学者冯至，研究生毕业后留在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经过动员，杨武能离开了那个外文工作者梦寐以求的单位———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回到川外任教。他回到川外即被委以重任，担任负责教学科研的副院长。
  在他的主持下，川外陆续成立了加拿大研究所、国外中国学研究所、外国儿童文学研究所，召开了全国性的大型学术讨论会“歌德与中国”、“中国加拿大学会第一届年会”、“外国儿童文学在中国”，开创了80年代川外在加拿大研究、国外中国学研究、外国儿童文学研究领域，一度领先全国的大好科研局面。川外出国培训部法语专业学生则在1984、1985年的全国同类统考中均名列第一，受到国家教委和法国驻华使馆的表彰。
  杨武能还是德国功勋奖章、歌德金质奖章及中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的获得者、教授、博士生导师，是著作等身的翻译家、作家。他在川外作副院长的任期内，为提升川外的教学科研实力、加强学科建设、扩大学校在全国高校中的影响诸方面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陈孟汀院长作为引进人才的伯乐，其作用更是不言而喻的。
  为了川外法语专业创始人之一叶叔良的回归，陈院长还专程到香港中文大学动员叶叔良教授回校执教。虽然未能成功，但也争取到了叶叔良教授回校讲学。
  陈院长从卫校引进陈明义，则是川外师生受益最明显的一桩幸事。陈明义到川外担任膳食科科长，励精图治、大胆改革，将脏、乱、差的食堂环境改造得焕然一新，食堂菜品美味可口，全校师生赞不绝口，甚至有人形容“全中国的美食都集中到了川外食堂”。
  陈院长重视食堂变化的积极意义，感到有必要宣传一下。他找来中文教师郭久麟，要他把川外食堂的变化写篇报道。郭久麟便以《川外食堂大变样》为题，将文章在《重庆日报》上发表，引起了全市各高校慕名前来参观学习。后来国家教委办公厅主任和中国教育工会主席也专程来到川外考察，意欲在全国高教后勤系统树立一个典型。他们把郭久麟写的相关报道带回去，由新华社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出，当天的 《人民日报》、《中国教育报》、《解放军报》均全文转载。川外膳食科科长陈明义的先进事迹一夜之间传遍全国各地，全国众多高校纷纷派人来川外取经学习，川外食堂自然成了全国后勤系统的先进典型。在陈明义因劳累过度不幸逝世后，中共重庆市委和四川省委追授其为“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后勤工作者”荣誉称号，两个表彰大会都在川外召开。自那时起，川外食堂美食遍地的好口碑一直保持到今天，川外师生吃得好也是全国有名！
  1980年，在陈院长为首的领导班子的不懈努力下，川外的新教学楼(今天的培英楼)建成了，川外师生终于能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了！
  办完教学楼的事，陈院长又忙着筹建中文部(即今天的留学生部)，争取招收外国留学生。1983年中文部成立，世界各国的留学生开始走进川外校园。
  关心职工疾苦、及时解决职工困难是陈院长一贯的作风。当时职工两地分居的现象突出，学校进人都得跑到成都请求省高教局批准。陈院长要求人事处积极办理，川外大范围解决两地分居难题的工作就是在那个时期得以实现的，很多教职工的配偶都是那时调进川外的，多少个天南地北的牛郎织女终于得以团聚！
  陈院长对老教师、老职工的困难也总是尽可能地给予解决。例如有老职工反映年事已高，身边无人照料，他就责任人事处尽可能安排解决。陆续调回来的川外教工子女还真不少。于是就有教职工在私下议论，称陈院长是最有人情味的川外领导。
  还有历次政治运动错误处理的人员也在陈院长督促下，陆续落实政策回到了老单位川外。他们当年被迫离开川外流落城乡底层，生计艰难。重回川外，好些家庭从此改变了两代人的命运！
  陈院长平易近人，说话和气，没有架子，穿着朴素，中山装、老布鞋是他日常的穿着。他与职工交谈时，让人感到很亲切。1981年陈院长在和我交谈时，对我说：“你父亲是老革命了，我们30年代就认识。他从上海回来的时候(1933年)，我们到朝天门码头去接的他。那个时候我还是个青年学生”。他的一席话让我深受感动，因为自1957年以来，我父亲张泽厚一直顶着“右派”“反革命”“叛徒”的帽子，这是20几年来我第一次听到有人肯定他是老革命，并且是党的领导干部如此说更是令人震撼不已！1982年我父亲得以平反，出任政协常委，重庆渣滓洞监狱、红岩魂陈列馆也陈列了他的照片和事迹介绍，但那都是后来才有的事。陈院长提前一两年说这话的时候，即便不是先知先觉，那也是有超乎常人的悟性吧！
  1981年5月川外出国培训部推荐我出国留学，政审是必不可少的。陈院长压根就不相信我父亲是什么“叛徒”“反革命”，坚信平反只是迟早的事，我的政审理应通过，准予放行。就这样我得以赴加拿大拉瓦尔大学留学两年。现在回想起来，不得不佩服陈孟汀院长的远见卓识，十分感激他们当年的信任和全力支持！
  几十年过去了，陈孟汀院长离开我们也已有近30年了，当年他在川外兢兢业业、改革创新、关心群众、为民办事的点滴往事依然历历在目；他的高风亮节、远见卓识、无私无畏、为民分忧的无数事例永远地留在了老一辈川外人的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