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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9年除夕，是萧师的70岁生日。知道这一点的人很少，二三好友二三学生而已。应该是晚上8点左右，萧师送走了最后一个客人。
　　女儿在自己的闺房里看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门关着，电视里的欢声笑语听不清楚。像往常一样，他向书房走去。他的脚步有些蹒跚。
　　坐在木椅上，他的神智有一霎那的恍惚。“70岁了，70岁了……”他在自言自语，但当手习惯性地与冰冷的书桌台面相接时，他的思维变得异常清醒。他没有摁亮台灯，他想做点什么。
　　湘潭大学南阳村教授楼的窗外是大垅稻田，寒冬腊月，干黄湿冷的禾蔸上遍布零落的蛛网，蛛丝瑟瑟抖抖和禾蔸一起作着梦。稀稀疏疏的爆竹声在空旷的校园里回响，平添几分寒意。“一天中你一定留十分钟、二十分钟静静地想想自己，到底干了些啥，做对了什么做错了什么，不能一天到晚脑子里乱哄哄的。”他曾经在课堂上认认真真告诫自己的研究生。他没有摁亮灯，1989年的那个除夕夜，他静静地回想了自己的一生。
　　人生七十古来稀。1989年的那个除夕夜，他感到死神的逼近是正常的。同年代的好友一个个寿终正寝，一年中总有那么几个伤感的消息传来，他对死已有了一种达观的从容。记得1986年侯镜昶先生英年早逝，上课前他告诉了我们这个消息，哽咽着说：“他还没有60岁，天道不公，怎么就不叫我去死呢?”唏嘘良久，开始授课，三个小时没有笑容。
　　他终于摁亮了台灯。习惯性地，他抬起了头，苍老的脸庞上有两行浑浊的泪水。墙上的亡妻像斜斜地挂着，似乎要从像框中走出，依然那么平静。18年了，只有亡妻与他孤独的心灵作伴。他擦擦朦胧的泪眼，再一次看看亡妻，然后提笔写下自挽联：
　　集战士、作家、学者于一身，全无是处
    举残年、余痛、痴情皈三宝，尚复何言
    上联写人生经历，下联写当时心境，怎一个悲字了得!导师于我们这些学生，一直是一座冰封的城堡，他的人生经历从未给我们提及。有一次，我到系里去为他送学术自传，知道他16岁入上海持志大学，19岁出版第一部专著，27岁成为西江学院副教授，33岁任湘雅医学院院务秘书长兼马列教研室主任。我心里暗暗吃惊，联想到系里老师曾介绍他抗战时期组织过湘南游击队，抗战后积极参与民盟反内战活动，当时觉得导师的前半生实在是伟大得不得了。但是，在1989年的那个除夕夜，他为什么会如此悲苦，为什么就要把自己否定得一无是处呢？
　　他在1955年莫名其妙卷入胡风冤案，坐冤狱，然后下放湘北农村，被残酷迫害长达25年之久。他从来没有给我们讲过罹祸的过程，只在一次上课中，讲到古代文字狱的惨烈时，无意中举了自己做例子。他说，纪念毛主席发表《沁园春·雪》十周年那一天，他听了广播百感交集，就默写了过去为毛主席作的和词。不想第二天看守就将纸条交了上去，这还了得!“问谁家天下/还看明朝”不明明白白是要翻天吗?!公安部特派员来了，他请特派员到省图书馆查阅十年前的《湖南评论》，书上确实有这首词。尽管明知他是被抓错的，也明知“问谁家天下/还看明朝”是翻国民党的天，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发的这一箭，使一个风华正茂的生命就沉入了炼狱整整四分之一世纪。25年，整整25年。
　　1989年的那个除夕夜，他比任何人都清醒。当无数的受害者和他一起平反后，甜腻地唱着“归来”的赞歌，在絮絮不休地表达对“打错了儿子”的母亲的谅解时，他有对自己风烛残年的哀怜，有对自己切肤余痛的缅想。他在否定自己的时候，难道不更多的是否定左倾政治吗？他在不饶恕自己的同时，不也在表达一种类似鲁迅“一个也不饶恕”(《女吊》)的悲愤吗？在归来者的声音中，我听惯了否极泰来释怀的笑声，看惯了夕阳无限好的陶醉，只有在这首自挽联里，我听到了个体生命的呐喊，看到了一个具有清醒理性的斗士形象。
　　1986年，他带我们游学四川，在山城重庆转悠一天，他一直默默无语，临睡前，他对我说：“我是第二次来这里，第一次是40年前，未婚妻飞机失事，我赶到重庆她娘家吊丧，她是大资本家的小姐，她父母没让我进门，我就在她家门槛上坐了一晚。”睡下去许久了，我还听到他在不断地翻身。
　　1987年，他在省人民医院住院，我随侍在侧，他叫我一定到省图书馆去查五十年代的《新湖南报》，复印亡妻抢救中毒农民的长篇报道。这个时候离师母病故已经15年。师母是爱国华侨为支援新中国建设送回祖国大陆上学的娇小姐，和他结婚二三年就跟着掉入苦难的深渊，但可敬的师母不顾亲人在海外的千呼万唤，硬是与他同履炼狱，39岁即因缺医少药病故。对于师母，他只有深深的内疚和感动，这种内疚和感动，在他的好几本专著的后记中有过流露，也在平反后的生活中有过印证———他拒绝诸多好心人的撮合，情愿默默地过了25年鳏夫生活。25年，整整25年，又岂是一个痴字了得。
　　在1989年的除夕夜，往事象潮水一样淹没了他，泪水汹涌而至，流在他历尽沧桑的脸庞上。这个时候，女儿轻轻推开了书房的门。台灯下，他的样子一定将女儿吓了一跳。半晌，女儿问：“爸爸，过去看看电视吧？”“我要睡了，你去看。”女儿想了想，默默地拉上书房门。
　　他又拿起了笔，将自己的遗嘱写好：
　　大丈夫死则死矣，生既无益于世，又何苦以死累人。希尔兄妹恪遵吾嘱：不登报，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仪式。将吾遗体火化后，和尔母骨灰拌和在一起，悄悄撒入湘江。如此，成就一椿大事，吾愿足矣。希尔兄妹好好做人，不失萧家风范，吾当含笑于九泉。
　　写完这几十字，他已经完全平静下来。依然是不依不饶，依然注重个体生命和独立人格的完整，哪怕对子女，也只有继承萧家风范的嘱咐，没有社会人的外在期望。萧家风范是什么？在那个除夕夜，他一定缅想了他的父母、他的家族，像一切儒家知识分子一样，充满对赐予他身体发肤的父母的感恩。1986年那次游学四川，他带我们去看望艾芜先生，耄耋之年的艾老已经对他记忆模糊，但当他报出“北门萧家”时，艾老暗淡的眼眸里突然就发出一种异样的光，或许他在宁远生活时的记忆被触动了，或许“北门萧家”与他的神秘联系接通了，艾老颤颤巍巍的站起身，紧紧地握住了他的手……“北门萧家”到底有些什么传奇，我不得而知。我只知道他的风范，独立特行，安贫乐道，一日三省，嫉恶如仇，这些不讲也罢。单讲他的执著吧，在读书时，我一直有个解不开的疑团：他年轻时是甲骨文研究专家，而且成就斐然，但他带的第一届研究生的主攻方向是王国维，到我们这一届却变为魏晋南北朝文学，他治学是不是有些杂呢？在七年后的今天，看着他七年前自我否定意味极浓的自挽联，我突然就明白了，他的学术选择一直是一种咀嚼苦难、反思苦难根源的方式啊!他研究王国维，如果没有对王国维这个悲剧性人物的深切体察和理解，他的《王国维评传》怎能达到公认的最高水准呢？特别是他对王国维自沉昆明湖的分析，曾惹恼复旦大学的一位老教授著文声讨，但谁能否定他的那份感同身受，人情人理呢？他研究《世说新语》，特别关注魏晋时期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人文思潮作为考察魏晋人的自觉和文的自觉的出发点，视魏晋风度为承担苦难与化解苦难的方式，煌煌巨著《世说探幽》被海外报刊视为陈寅恪先生死后的绝响，当然不是偶然和牵强。生前几年，他研究王?运，又是一个怀才不遇的人物，对于这个有帝王师的才能却只能讲授帝王学的悲剧人物，他在岳麓书社出版的遗著《王?运评传》给我们带来的依然是命运反思的感受。记得我的硕士论文谈到中国知识分子命运时，提出有一个“士不遇”的母题，老师用红笔写下“极有创意”四字，这是我在他门下三年获得的唯一一次激赏，现在我终于明白了。
　　在1989年的那个除夕夜，他平静地将遗嘱改了一个字，又一次陷入久久的沉思。窗外的鞭炮声骤然大作，千门万户开始迎新年了。聆听着暴风骤雨般的鞭炮声，他再一次提醒自己七十年的岁月已经过去了。岁已暮矣。岁已暮矣。“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世说新语》中的名句浮上脑海。在1989年的那个除夕夜，他写下了最后一段文字，要求自己以后再不写学术以外的文章，不参加除非非到不可的会，不到任何人家里串门，不连续看书两小时以上等等。然后，他就就寝了。
　　从1989年的那个除夕夜到1996年4月15日(萧师的忌日)，他写下了4部专著和几十篇论文。
　　在他离开我们之后，我从他的女儿手里看到他写于1989年除夕夜的这些文字，我感到很悲痛，也感到很沉重。
　　聂雄前，我校中文系1988届研究生，现为深圳女报传媒集团社长、总编辑，编审职称,深圳市人大代表,出版有《中国隐士》、《与时间拔河》、《云雀在歌唱》等。
　　（本文摘自 《湘大校友》201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