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丛新强教授与其说是师生,不如说是忘年交的朋友。
早在1997年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生上课时,这位沉静而干练的小伙子就引起了我的注意,近视镜后面亮晶晶的目光,时常让我有一种会心的感觉……十分享受课后与新强的谈心,由专业课谈开去,往往扯得很远。从现实到历史,由历史到未来,从社会到人生,从精神到灵魂,他对于问题的敏感,对既定结论的质疑,娓娓道来的话语里常常闪射出奇异的思想火花。
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博士之后,在著名文学史家牛运清教授的指导下,写出了《基督教文化与中国当代文学》的优秀博士论文,相关章节发表在《文史哲》上。他对作家心灵秘码的解读,对于艺术魅力别样的阐释,对于文学、精神、灵魂的追问,填补了基督教与文学研究领域的一块空白,引起了学界的关注。
我有幸作为评阅人和答辩委员见证了新强博士论文答辩的光荣时刻。
博士毕业留校的新强,服从工作的安排,跨入了一个对他来说相对陌生的领域——新闻传播学专业,从事教学和研究。认真勤奋的新强,很快成为这个领域里优秀的老师,编著出版了《广告法规与管理》,培养了多届硕士生。
谈起在这个学科的八年经历,他觉得十分难得。应用文科的教学和研究,使他更多地接触了市场经济的社会,交往了很多业界的朋友。有一段时间他特别忙碌,同时上中文系和新闻系的课,同时指导着两个专业的研究生。但新强两个专业的教学工作都做得很出色。在回归到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教学和研究之后,新强厚积薄发,成果产出丰硕,顺利晋升教授,并被评为博士生导师。
有研究生说笑评价他们热爱的丛老师——“高冷、闷骚”,这网络新词似乎道出了几分真实。新强身上的确具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散淡之气。他冷静理性,是个不事张扬、不善交际的人,但他胸中有丘壑、腹里有乾坤,倘遇知己,也是大河奔流、滔滔不绝的。
似乎他天生就是文学中人,他是用生命去拥抱生命的文学世界。他的真诚善良,他天生的悲剧意识,他文学触须的敏感丰富和细致入微,使得他对于诗词歌赋、小说戏剧诸多精神艺术产品具有一种天然的亲近和感动,他最大的乐趣就是享受和守护这份情感。
对于莫言和莫言的小说,新强视为知己,这不仅是因为他和莫言都是齐地潍坊的老乡,也不仅是因为他和莫言是山大同一专业博导教授团队的同事,而是新强在莫言的小说里找到了自己,找到了灵魂的契合点,莫言小说的“大苦闷”“大悲悯”“大感悟”激起了新强的强烈共鸣。
他对莫言的小说,甚至有着比莫言小说更多要说的话,他的言说摒弃了许多文学理论的概念、模式和套路,就说“我自己”,珠贝一样闪光的思想,刀子一样锋利的语言 ,使他的研究成为独特的“这一个”。
他的《莫言长篇小说研究》就是一个优秀的范例。
新强对莫言的十一部长篇,逐部分析,以赤子之心亲吻莫言的艺术世界,倾听莫言的苦闷、压抑、忧伤、愤怒、呐喊、悲戚、忏悔……作为较莫言晚生二十年的新强,在虔心聆听莫言文学世界众声喧哗,在向前辈作家致敬的同时,也在与前辈作家坦诚对话。因为新强与莫言心灵的高度契合,如果不是新强以符号标示,有时让我们很难分清是莫言说还是新强说。
但也有这种情况,评论家们极少关注,连莫言自己都难说清楚的梦呓般含混不清的六梦集《食草家族》,新强却听懂了。他在为莫言“释梦”,在这本书第五章里即详解莫言之“焦虑”,别开生面评说和定位这部谜一样的长篇:《食草家族》是莫言创作历程中最为复杂的文本。伴随着“三次蝗灾”“食草家族”终结于“文明进程”中的“科学理性”;伴随着“多重复仇”“食草家族”则终结于“野蛮回归”的“杀戮非理性”。
这是个体和家族的困境,也是民族进程和文明断裂的隐喻。没有一种文明可以作为判断另一种文明的尺度,《食草家族》是对一种曾经的人类文明的衰落和断裂唱出的满怀焦虑的挽歌。
这是莫言写作灵感的集中爆发,其中已经隐含或者奠定了后来创作的诸多元素甚至思想资源。《食草家族》在莫言整体创作中具有里程碑式的启后价值,而这正是其含混性意义之所在。新强这样的解读和评说,若没有对莫言长达三十多年创作的十一部长篇、一百多部中短篇的细读和稔熟,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做到的。
说到新强文本细读的有心和思考的力度,不能不说本书的最后一节《从鲁迅到莫言:以<铸剑>为线索的影响》,在对莫言《透明的胡萝卜》《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生死疲劳》《姑妈的宝刀》《月光斩》等多部小说的细读里,新强耐心地爬梳着鲁迅《铸剑》的蛛丝马迹,仔细捉摸着莫言那些“打铁”细节的深层意味,他认为在莫言“打铁”的描写里,都可以找到鲁迅《铸剑》的影子。“莫言在延伸着鲁迅之神韵”,“以《铸剑》为切入点,似乎可以寻绎出一条从鲁迅到莫言的关于现代文学精神,在当代的传统性延续和创造性转换的线索。”
新强十分看重莫言对于新文学旗手鲁迅精神的传承、丰富和发展。在鲁迅的作品中可以知道看客的心理,也可以知道罪犯的心理,却不知道刽子手的心理。相对于鲁迅着力表现的“看客”,莫言则着力表现“施刑者”。在本书中,新强论述了莫言关于“施刑者”的创造及其独特艺术贡献的意义。
新强基于博士阶段和博士后阶段读书研究的西学背景和学养,故他的学术思维长于在世界文明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坐标系里来审视中国当代文学和莫言作品。对于《蛙》的阅读,新强显然察觉到了中国文化中的“内省”和西方文化“忏悔”的差异:《蛙》中的姑姑创造并供奉泥塑娃娃的行为,属于“认罪”之后的“自我”赎罪方式,表现为缓解恐惧的一种自我安慰,与所谓的“忏悔”意识相去甚远。具有“忏悔”精神的不是作为计划生育执行者的姑姑,而是提供忏悔契机的收信者杉谷义人和作为受害者的剧作家蝌蚪。蝌蚪在计划生育事件中发生的“无罪之罪”的层面上具有“忏悔”意识;但在后续的代孕事件中发生的“共同犯罪”的层面上,又显示出“罪恶”的再生和“忏悔”的未完成性。
对于莫言的十一部长篇,新强都有独到的感悟和分析,他认为:主体意识十分强健的莫言,一直是一位具有自觉超越意识的作家,几乎每一部作品都是超越之作。
《红高粱家族》之“抗日战争”,《天堂蒜薹之歌》之“蒜薹事件”,《十三步》之“教育领域”,《酒国》之“案件侦破”,《食草家族》之“天灾人祸”,《丰乳肥臀》之“革命伦理”,《红树林》之“珍珠情结”,《檀香刑》之“残酷刑罚”,《四十一炮》之“肉体欲望”,《生死疲劳》之“土地革命”,《蛙》之“计划生育”……在超越之后,都是回归到永恒而普遍的“人性”,导向个体生存价值和人类生命意识的全面解放。
莫言十分看重作家的长篇小说,他认为长篇具有“伟大文体的尊严”,实际上也是作家的尊严。为莫言赢得世界荣誉的作品恰是他的长篇。新强这部《莫言长篇小说研究》的价值自有公论,尽管尚欠完美,但这却是莫言研究史上第一部系统全面研究莫言长篇小说的学术著作,具有填补空白的价值和开山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