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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动”是人类为获取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而从事的体力活动和脑力活动。有个词叫“多劳多得”，还有个词叫“不劳而获”。前者是说付出多少劳动，就有多少收获；后者是说，不付出劳动却要拿到果实。我们知道，在遵纪守法的情况下，不劳而获是没有可能的。你可以说有人走在野地里，忽然拣到一块大宝石。那也有可能，但不是正常情况。我们生活在世界上，希望靠微乎其微的偶然撞大运，那是非饿死不可的。
　　所以，我们仍然要奉行“多劳多得”的正常规则。
　　我是1981年考入山东大学中文系的。四年大学生活，除了上课，我跑得最多的地方就是图书馆和书店。那时山大图书馆在文史楼西头的一层、二层。下了课我就去借书，先查卡片，抄下书名和书号，递给柜台里头的老师，老师进书库将书拿出来，再办借阅手续。借回去后，我就抓紧时间看，好的段落抄下来。书店也在山大校园里，和图书馆挨着。所以下了课，我除了去图书馆就是去书店。我几乎能记住书店架子上的书名和模样，来了新书马上请柜台里的营业员拿来，以最快的速度看看前言、目录，再看上一两页内容，然后记住这本书。绝大部分时候是不买的，因为兜里没有钱。营业员也极友好，对我这样看了又不买的，他从不表现出不高兴。后来考上了研究生，专业书籍看得更多了。市里纬三路有家古旧书店，在中山公园北门以东路北，两层楼，二楼是没有柜台的，开架，尽是传统文史哲书籍。那时只有星期天一天休息，我几乎都要去书店。在那里可以自由取书架上的书，看一整天人家也不撵。济南市也只有这一家书店可以自由看书。有时候不好意思老看书不买书，也买一本便宜的小册子。不过后来胃口大了，买过《二十五史》《诸子集成》《十三经注疏》。只有买不起书的时候，才会比较买哪本书更值得，而这种比较也是一种学问。古旧书店二层小楼上的书架都顶着天花板，大概几年间我全部粗粗地看完了。那时记性好，什么问题查什么书，很快就在脑子里浮现出来。现在用电脑了，可以搜索。但没有关键词，如何发指令呢？比如，要查辛亥革命，发“辛亥革命”四个字，出来的线索千千万，根本无法准确获取想要的信息，所以要想又快又多地获取信息，还是要老老实实静下心来看书，尤其是趁年轻，多看书，脑子里储备线索多了，临时需要再上网搜，很快就找到了。我们需要很多具体的知识点，越多越好。这些知识点的积累，只能靠读书。你付出多少劳动，就有多少果实。你的创造力，恰恰建立在这个大大的金字塔底座上。所以无论什么时候，果实都和劳动紧紧挂钩。
　　1987年我研究生毕业留校，在山大古籍所工作，最初是做王绍曾先生的助手。王先生是1910年出生的，那一年是清朝宣统二年，辛亥革命前一年。我是1963年出生的，王先生是我的爷爷辈，可是师生关系，就只差一辈了。王先生是真正的劳动模范。
　　我跟王先生主要是从事国家项目《清史稿艺文志拾遗》。那时王先生已七十七岁，又动过手术，但每天早晨锻炼身体，打太极拳，或练气功。早饭后就到图书馆古籍部阅览室从事《清史稿艺文志拾遗》编纂工作。这样的生活历时七八年，大约八十五岁才大体完工。王先生那时同时进行的研究项目有《山东文献书目》《山东藏书家史略》《海源阁书目五种》《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渔洋读书记》《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等，分别与其他同事或学生合作。这些项目最后都一项一项完成出版了。王先生著述丰富，基本上都是退休后完成的。王先生说：“春蚕到死丝方尽。”又说：“活到老，学到老，工作到老。”王先生活到九十七岁，从事学术工作大约到去世前两年。我跟王先生当助手是1987年开始，整整二十年。
　　1994年我应邀到北京大学参加国务院重大古籍整理项目《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工作，季羡林先生是总编，我是总编室主任、常务编委。住在北大，前后四年，到1997年底才完工撤回山大。在那段时间里，我看过的古籍善本超过五千部，每一部都经过仔细鉴定，从内容、年代到版本，作出详细鉴定记录，笔记密密麻麻十几册，里头粘满了小条子。后来出版了一部大著作《四库存目标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精装八册），获得全国优秀古籍图书一等奖。而主体工程项目《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则是全套1200册，获得第一届霍英东贡献奖集体奖。在北大四年，每天只睡5小时，工作有条不紊，而又飞速运转。《存目丛书》1200册，每册容古书1600页，共计古书192万页。从整体上说每页都要审校八九遍，而我本人整体上大约审过两遍，就是384万页。经过四年的集体高强度劳动，这一巨大文化工程圆满完成了。
　　从2000年国家开始筹划修《清史》，2003年我们申请负责主体工程重大项目《清人著述总目》，2004年正式开工。这个项目的任务是开个书目，回答一个问题：清朝人到底写了多少书。我们的办法，首先是从各种书目中把记载的清朝人著作摘出来，然后按作者拼音汇集起来，合并重复，再按经、史、子、集分好类，就可以了。说来简单，实际上劳动量大得不可思议。用了几年时间，邀请了三百多位同学和老师参加，写了130万张卡片，最后编成了《清人著述总目》，记载清朝人著作22万7千种。有了一个初步答案，当然这只是初步成果，还不全，我们还要继续努力。
　　说了这么多，就是一条，劳动是获得果实的唯一正常途径，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劳动光荣，因为劳动成果不但个人享受，而且上可以报效国家，下可以帮助人民，远可以帮助邻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