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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的那一天，我父亲在上海做出了他人生的一个决定性重大抉择：“弃暗投明，等待解放，听候处理”。父亲当年42岁，时任国民党蒋介石伪政府的财政部国税署副署长。随着伪政府的溃逃计划，1月26日奉命带领一批人员和家属先到上海，等候命令，再经福州逃往台湾。在上海待命期间，经过二十多天激烈的思想斗争，父亲最后决定弃暗投明，于2月20日携家眷到苏州与其父母同住。此后在大学任教，等待解放，听候处理。
　　到苏州后，父亲先后在河南大学（当时校址在苏州）任教，以后到上海法学院、上海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和上海财经学院教书。苏州的家是租用一栋花园洋房的底层，那儿有一间朝北小屋，里面堆满了英文原版书，那是父亲英国留学带回来的专业书籍。我们一家五口（我有两个弟弟）和祖父祖母及两个叔叔家同住一起，组成一个温馨的大家庭；家中有两个保姆照顾全家的生活。孩子们在大花园里玩耍，捉迷藏、打雪仗，每周六的傍晚在花园大门口等待父亲从上海回家，我们的童年生活很快乐。
　　父亲曾于1951年底到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了三个月，向政府登记交代了自己的历史，被定性为“敌矛内处”。
　　1953年春，上海财经学院分配给父亲两间住房，地址在北京东路虎丘路口，父亲当时在夜校部上课，离家很近。北京东路财经学院教工宿舍在一栋楼房的三楼，共十四间房间，分给教授和职工。记得有朱元教授、吴诚之教授和后勤的沈兆山等几家。我们的家具大部分是向学校借的课桌椅、书架等，吃饭的八仙桌是自己买的。
　　从苏州到上海是父亲在财经学院工作后的第一次搬家。刚到上海的1953年正是肃反时期，由于党和政府对知识分子的宽大政策，“敌矛内处”得以落实，父亲平安地度过了这个时期。不久师范毕业的母亲报名参加考试和培训后，成为南市区一家中学语文老师。那时治安好，还是小学生的我经常一个人去看电影，我们一家人在上海开始过着非常安定的日子。
　　父亲不太会唱歌，但我清晰地记得他唱过《歌唱祖国》，唱得非常认真，音调虽不准，还带有河南口音，但是吐词非常清晰，“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每当想起此事我都非常激动。这是从旧中国走出来的一位旧知识分子在新生愿望得到实现后，无比喜悦的表达，也是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认同与热爱的表现！
　　1956年，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感召下，父亲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那时他已经完全安下心来，决心跟共产党走，与新中国同命运。
　　1957年，财经学院在祥德路274弄新造了教师宿舍，我家分到了该弄201号1室三间房（该房型是四室户），因为家里五口人，按规定不能住四室，其中有一间增配给了另一位教授。刚经历乔迁，次年，也就是1958年，财经学院又在274弄后面造了两栋新房子，有两室户、三室户。我们有了第三次搬家，搬到了204号1室，是独立的三室户，父亲享受了与财经学院其他教授的同样待遇。
　　1958年左右，国内掀起俄语热，我放学回家经常听到父亲学习俄语的朗读声；父亲紧跟时代，努力工作和学习着。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党和国家给予父亲与所有高级知识分子一视同仁的待遇，物质上同样地特别照顾。每个月有普通居民的票证外，还有猪肉、油、白糖等照顾，我还可跟着母亲去文化俱乐部喝咖啡，去中苏友好大厦参加舞会，一家人去看歌剧《江姐》等；暑假父亲还随同学校老师去庐山度假，我们的生活非常幸福。
　　有一件事令我至今记忆犹新：1963年我考大学填志愿，因为喜欢英语，我填的几乎都是有英语专业的高校，父亲看过志愿表说了一句“惠玲，填一个财经学院吧”。因为也喜欢数学，我在第三志愿填了财经学院的会计统计系，由此也结下我们家三代人的财大缘。
　　1969年财经学院又被停办，父亲和一批教师分配到复旦大学，继而分到国际政治系的资料室，专门翻译世界银行资料，完成了国家交给的很多重要的翻译任务。直至1978年财经学院复校，他又回到财经学院财政系任教。此时，年已七十多的老父亲和一批老教授一样不遗余力地努力学习、勤奋工作、认真教学。他和席克正、曹立瀛、周彬等教授合著了我国第一本有分量的资本主义国家财政，并参与席克正教授的博士生指导小组，一起带教了最早的几位博士生，其中还有日本留学生。为了紧跟国际学术潮流，在财政学教学中加入数量分析，父亲向我借了高等数学的教材，抓紧时间复习、提高。那时博士生、硕士生一般到我家来上课，我每次都很感动，觉得这样的时刻来得太晚了。我也很有幸竟与父亲同时为1978级财政班本科生上课，父亲上财政学，我则上统计学原理，对此巧合，我内心感受非常复杂。
　　父亲可谓寡言的人，但是他的学问渊博，英语功底了得，知识面很广，被老院长郭森麒教授（父亲在湖南大学当教授时的学生）称作“活字典”。父亲口中从来不提解放前的往事，而一件有意思的事令我至今难忘：大概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有一次在中山北一路专家楼二楼开一个学术性的会，邀请了兄弟院校的老教授参加。会议休息时间，一位来自中南财经或是湖南财经的老教授朝我走来，大声问道，你是王总的女儿吧？我看看四周没其他人，但是也有点莫名，他在跟谁说话呢？他又说，你的父亲是王传曾吗？我立刻说是的。他哈哈大笑说，你跟王总太像了！你爸爸解放前当过河南省银行总经理，我是他的部下，在银行研究所工作。王总当年曾拍拍我的肩膀说，小孙好好干！接着这位孙教授又说，哈哈！我们比你爸爸有钱哦！这句话还的确点到了或者总结了父亲在当官时期是一个清官的事实。“文革”时期被造反派抄家，卫生间浴缸被砸，墙壁打洞，没有抄到任何想象中的金条美钞；直至去世，老父亲也只留下几万元的银行存款。父亲一身清廉、两袖清风，留给我们的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和一个沐浴在共产党阳光下的幸福大家庭。
　　在上海财大百年校庆之际，校新建商学博物馆收藏了父亲的专著，在公管学院大楼二楼的老教授巨幅油画中，有父亲的头像。看到父亲清晰如真的面容，我非常激动，热泪盈眶。在纪念父亲去世二十周年的今天，我和全家人向上海财经大学的领导和老校长金炳华先生郑重地说一声：谢谢！
　　我出生于1945年，对于跟着父亲从南京到上海再到苏州的过程，完全没有记忆。父亲于1999年去世，享年93岁。在整理父亲遗物时，我看到了有关部门归还父亲在“文革”中的“交代”材料，才详细知道了这件关乎我们一家命运的大事。有人曾说“你想过吗？你父亲是国民党高官，你们一家如果去了台湾现在会怎样？”回想起来，父亲从来没有谈起过这件事，而我们家庭成员知道后，也从来没有议论过这件事。我想这就是我们对父亲当年抉择的最大肯定。
　　2019年，新中国迎来七十周年华诞，对于全国人民来说是非常值得纪念和庆祝的，而对于我和全家来说还有特殊的纪念意义，我们怀念父亲并感谢父亲七十年前那一天作出的重大抉择，使我们今天能作为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与全国人民一起参与新中国的建设并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