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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改革开放初期，开封年画出版社本来是改革开放中的一个先进典型，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但是在整顿之中，硬是把开封年画出版社的门给关了。国内木版年画研究者刘岘先生也感到痛心不已，他专门向有关领导反映过。著名年画研究专家王树村先生得知开封年画出版社被撤销极为气愤，很不理解文化大省河南怎么会干出有悖振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蠢事。
　　开封年画出版社被砍之后，任鹤林开始了一个人的战斗，他带领全家一齐上阵，抢救、保护开封木版年画；2000年以后他又投资40余万元，并请来为数不多的几个老刻工师傅，复刻精品年画。
　　为了搜集整理开封年画的资料，特别是老版年画、老艺人的史料，任鹤林30多年，辗转南北，四处奔波，收集了珍贵的资料。首先任鹤林获悉上海鲁迅纪念馆存有鲁迅先生收集的开封年画，曾三去上海，在刘岘先生的支持下，做通上海鲁迅先生纪念馆负责同志的工作，对开封年画遗存一一拍照。这批开封年画使任鹤林大开眼界。其发现不仅为研究、复刻开封年画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也验证了清末民初，镇内相关年画商号相继迁往开封市内经营的历史事实。年画专家王树村盛赞“这批年画，应是国内朱仙镇年画最早的存世品，鲁迅是朱仙镇木版年画最早的收藏者”。至今，任鹤林谈起当时的情景，也对此深表感恩，“是刘岘的慧眼、学识与推介，才能让‘河南门神一类’的中原古老文化与鲁迅结缘，进而得到鲁迅喜爱和赞赏”。其次，任鹤林在北京王树村家里发现了近百幅开封生产的年画精品，这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年画是开封木版年画创新发展的历史见证，填补了开封年画艺术研究的空白。再次，1988年在中央美术学院图书馆他又发现了一批民国时期开封木版年画。最后，任鹤林还在河大艺术学院资料室收集到开封年画故事画中的稀有珍作《孟津口》《渭水河》等。
　　此外，任鹤林还在河南境内商丘、安阳、新乡、周口等年画产地收集到年画史料原图近百幅，为进行中原一带开封木版年画的系统研究奠定了基础。开封市新闻出版局推荐任鹤林为“河南民间艺术大师”时写道：“该同志工作中兢兢业业，不怕困难，以保护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以不辞劳苦的精神和认真的态度搜集开封年画，足迹遍及国内各年画产地和当地乡间作坊。为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更好地开展研究工作，和国内知名专家王树村、薄松年（北京）、张道一（南京）及民间艺人保持着深厚的友谊……”经任鹤林之手，很多传统年画旧资料得到收集，可谓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每一件孤本的年画精品都是价值连城。
　　收集阶段固然艰辛，但更为艰辛的是在整理阶段，是在恢复开封年画精品雕刻阶段。在这1000多个日日夜夜里，任鹤林回家的天数不到10天。身体的严重透支致使他胸闷、呼吸困难甚至胸口剧烈疼痛。医生检查发现他心脏主动脉严重堵塞，要他立即住院，做搭桥手术。他没有完全按照医生说的去做。一是医疗费太贵，做手术费用太高。二是在心脏里安装一个钢支架，他担心会对他刻版有影响。同志们劝他身体第一，要少劳作多休息。他欣慰地笑笑说：“好在年画雕版基本恢复，但还有大量事情要做，必须与病魔赛跑。”凡是了解任鹤林的人都知道他讲的是肺腑之言。年逾90的郭泰运是开封年画界德高望重的刻版专家，他不止一次向别人赞赏任鹤林说：“保护开封年画这种孜孜以求、锲而不舍的精神，确实没人能和任鹤林相比，他可真是一片痴情啊！”
　　为了复刻精品年画雕版，任鹤林除了在刻版上亲自操刀，还想在全市聘请技术娴熟的老师傅，但健在的只有十来个人，能够来开封年画博物院上班的只有四牛，任鹤林、鲁海顺、鲁永泰是3个60岁的牛，朱永敬是72岁的牛。事有凑巧，4头牛组成了恢复开封年画的刻版团队。当年砍掉出版社驾辕拉车的任鹤林只感到孤牛一头，没想到12年后又聚起4头牛，3年时间他们干了30年的活，更主要是4个牛人干了一桩大事，成就了非常人可以如此热衷的开封年画事业！历史无意开了一个玩笑：牛人不可小视！群牛更是不可小视！没有想到近30年之后，国家文化部经过申报、评审、正式向他颁发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朱仙镇木版年画的代表性传承人”的证书，这真是上天有眼、实至名归啊！当初他一个人的战斗，感动了家人，妻子全力支持，默默奉献，尽管她不会画、不会印，但她靠着勤劳和节俭苦苦支撑着这个家，无微不至地照顾着丈夫的生活和身体，使他在保护非遗的道路上坚持下去。知父者莫过于子也，他的小儿子李力是开封市大公印务公司和开封大公数码摄影图片社总经理。虽然已经成家立业，但他一直陪伴在父亲身边，他是父亲开封木版年画艺术馆坚定的支持者。任鹤林的小孙女清畅，聪明伶俐，耳濡目染，两岁多一点就学会了印年画。那年在北京举办年画展览，她的孙女当众演示印年画的工序环节。国家文化部副部长项兆伦抱着小清畅给与会人员自豪地介绍：“这就是我们中国最小的非遗传承人！”
　　（张放涛，1967年毕业于河南大学政治系。原河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副主席，河南省圣贤文化研究会、河南省先进文化研究会创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