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虽经 “三武一宗” 大规模毁佛、 灭佛劫难， 但仍顽强生存下来， 不断发展壮大。其中， 隋朝建立之前的北朝周武帝宇文邕建德三年 （574 年） 和建德六年 （577 年） 两次下令大规模毁佛， “经像悉毁， 罢沙门、 道士， 并令还民” ， “驱僧破塔……宝刹伽兰皆为俗宅” ， 大约毁寺4 万， 强迫 300 万僧尼还俗， 北方地区佛教遭到毁灭性打击。
然而仅仅过了4年， 北周大将杨坚取代北周建立隋朝， 隋朝二帝皆为崇佛、 佞佛之徒， 曾多次下令复兴佛教， 广度僧尼， 大规模新建、 扩建、 复建寺庙， 广泛开龛造像、 建塔或独立雕塑佛像， 倾力译经或整理故经， 佛教再获新生。开皇元年（581 年）闰三月， 隋文帝诏于 “五岳之下， 宜各置僧寺一所” ， 在东岳脚下者时称岱岳寺。仁寿二年 （602 年） 又敕令十三州建舍利塔， 并命高僧法瓒、 会重分别护送舍利至神通寺和岱岳寺。神通寺位于泰山北麓济南市柳埠镇， 其前身就是十六国时期前秦名僧朗公创建的朗公寺。神通寺、 岱岳寺作为泰山南北皇家敕封的寺院曾经名重一时。只可惜不知何故， 岱岳寺具体位处今天何地， 史乘竟然毫无记录， 成为一大文化谜案。
周郢先生根据 1957 年出土于岱庙墙外西北角长春观旧址的一方隋代造像记和留存于岱庙内的几处佛教遗物 （经幢、颂佛残刻、 妙音鸟） ， 以及高僧会重护送舍利初至岱岳寺时与岱庙发生的互动灵异现象， 推测岱岳寺位于长春观的故址（详见周郢 《薛宸·广大乡·岱岳寺——泰山北朝刻经及其相关问题初探》 ， 载 《泰山学院学报》 2018 年第 2 期） 。然而， 这一推测仍值得商榷。理由是： 其一， 隋代造像记的出土， 无法证明长春观故址就是岱岳寺所在， 因为它只是一个孤证， 不排除此造像记是流落此处的可能， 就像岱庙里现存有若干通外地碑刻， 却无法以此证明这些碑刻的原地就在岱庙一样。其二， 同理， 岱庙内留存的经幢、 颂佛残刻和 1970 年出土的宋代陶制妙音鸟等， 更不能证明它们都是来自岱岳寺。这些文物的来源， 最大可能仍然是岱庙东邻冥福寺 （院） （后改名资福寺） 。因为， 据后唐长兴四年（933 年） 《冥福院牒》 和伪大齐皇帝刘豫阜昌二年（1131年） 《崇法院印照碑》 记载， 冥福寺始建于唐， 规模相当可观， 曾与现在岱庙的地盘交错， 宋代大规模扩建岱庙时， 挤占了冥福寺和地藏院的大片属地。其三， 更不能根据会重护送舍利初至岱岳寺时与岱庙、 泰山发生互动的灵异现象， 得出岱岳寺与岱庙毗邻的必然结论， 因为那些灵异现象本来就是虚妄的、 荒诞的， 与岱岳寺、 岱庙之间的距离远近毫不搭边。退一万步说， 即使那些灵异现象是真实发生的， 那么， 如果天气晴好， 在 20 余公里外仍肉眼可见， 所以这与岱岳寺跟岱庙的距离没有多大关系。其四， 隋文帝敕建岱岳寺， 未必一定要新建， 就像神通寺本来就是原朗公寺一样。隋初刚刚经历北周武帝毁佛， 一些官方背景的大寺院落尚存， 只是大多改为了官宦府第， 只需让官宦退出， 即可恢复原寺院， 这是最为切实可行的。其五， 隋初虽然在博城短暂地设立过泰州， 但博城附近当时并没有官方敕建的大寺院记载。
基于此， 笔者认为， 隋初的岱岳寺更大的可能就是其后的大云寺。大 （读dai， 入声调） 云寺位于今岱岳区祝阳镇姚庄村东南侧， 奉高故城的西北侧。据有关记载， 大云寺旧名古云台寺， 始建于东汉， 北魏时扩建， 金、 明重修， 顺治八年（1651 年）亦重建。武则天天授元年 （690 年） ， 曾令 “两京及天下诸州各置大云寺一所” ， 由此推知， 大云寺正式改名最晚应不迟于唐初。而 “大” “岱” 同音同义， “云” 、 “岳” 则古音同音通转， 故而隋代的岱岳寺在武则天时期更容易直接改名为大云寺。二者读音如此相近， 习以为常、 时人共知， 也就无需官民、 史家额外赘记了， 这或许正是岱岳寺文献记载缺如的重大原因。尤为要者， 大云寺因位居奉高城北侧， 属于中心城市的名刹大寺， 总是率先受到官方关照和扶植， 具有官方背景。因为奉高城自汉武帝元封二年 （前 109 年） 至北齐天保七年 （556 年） ， 一直是泰山郡和奉高县的治所， 是这一时期泰山地区的行政中心， 帝王封禅皆从此出发经东御道登山， 直到唐代， “东泰州” 的治所虽然已设在博城， 但帝王登山路线未改。故而大云寺 （云台寺）的地位在泰山南麓除灵岩寺外， 无可匹敌， 可谓泰东第一千古名刹。另外， 从寺中所存东魏兴和二年 （540 年） “胡元方造像与题记” 跟神通寺四门塔、 崅峪阴佛寺石龛造像的四方佛、 中心柱以及佛手姿的禅定印等泰山地区佛教传播特征看， 在隋代这里仍保持了 “观佛禅定” 的佛学 “性空” 取向，大云寺与神通寺可谓一脉相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