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师范大学 - 《贵州师范大学报》
建构国际话语权要走“争取”之路
作者：○ 张文富
在目前的国际关系体系里，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话语权的争夺。话语权包括发言权（权利）和意识形态影响力（权力）两个方面。国际话语权一般是指一个国家在国际事务中所享有的投票权、规则制定权、决策权及其国家意识形态的感召力。一个国家国际话语权的大小，直接影响到该国的国家利益。也就是说，哪个国家的国际话语权大，哪个国家就能够有效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甚至获得额外的国家利益。而国际话语权小的国家则很难有效维护自身的利益甚至导致丧失国家利益。一个国家的国际话语权与其经济、军事、技术等硬实力有着最为直接的联系。话语权强大的国家常常有硬实力强大的特点，而硬实力不强的国家则其话语权一般很难强大起来。但是也不能一概而论，例如，有的国家硬实力强大但是以话语权为核心的软实力却不强，有的国家虽然硬实力不强却能够在国际关系体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享有较大的话语权。原因何在呢？这缘于一个国家的硬实力发展与软实力发展并不总是同步的。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当前的中国虽然是一个硬实力非常雄厚的大国，但是中国似乎并未得到与其硬实力相符合的文化软实力，国际话语权在一些领域甚至与一些硬实力不如自己的国家相比都有一定差距，显得捉襟见肘。例如，在一系列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机构中，中国的投票权偏小；中国公司和个人经常遭到一些国家不公平的贸易调查和制裁；中国国家声誉经常遭到一些国家的破坏；在中东和平问题及其它国际安全事务上，中国的影响力偏弱等。这种尴尬的局面是如何形成的？怎样走出国际话语权偏弱的怪圈？这值得我们反思。
国际话语权的取得不是自动实现的，而是有赖于话语权主体的积极争取。唯物史观讲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即人类历史的发展是有规律的，这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是历史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又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人们能够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具体的发展道路，从而塑造历史的具体面貌。我们在构建中国国际话语权这个问题上，既应该遵循客观规律性，大力增强国家硬实力的物质基础；也应该发挥我们的主观能动性，从精神建设上发力，发扬中国人不怕鬼、不信邪、敢于斗争的民族优秀品质，塑造中国人民是伟大民族这样的形象，把我们的文化软实力增强起来。通过软实力建设，使我们的国家主流价值观充满说服力和吸引力，使我们的人民拥有先进的文化熏陶进而改善中国国家形象。
第一，应该适当展示自己的硬实力。话语权意味着话语主体具备一定的权威。一个国家的权威大小从根本上说是由综合国力大小决定的，军事实力、政治实力、经济实力等硬实力能够为有效处理国际事务中的复杂问题提供坚实的支撑点，那些善于利用自己强大的硬实力应对国际危机的国家往往能够树立国际权威，产生一呼百应的效果。俄罗斯、美国等大国之所以能够在国际上享有一定的权威和拥有较大的国际话语权，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两个国家都敢于和善于在国际危机中“秀肌肉”“亮剑”，用其强大的军事、政治实力打压对手，用一个个胜利证明自己和说服别人。在这个盛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丛林时代，每个国家都在为自己争取有限的生存空间，政治现实主义是他们首选的行事原则，而那些迷信国际规则和制度的自由主义者则只能在大学讲台上和书斋里寻找存在感，理性的国家不会倾听自由主义的呓语。因此，中国在争取国际话语权这一问题上，需要汲取以往的经验和教训，不必过于在乎别人这样那样的评价，更不必拘泥于西方国家建立的不合理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在涉及国家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持不动摇、不妥协的原则，必要时还要敢于示强，用自己强有力的行动树立国威。1989年9月，面对西方大国对中国内政的干涉，邓小平强硬指出，我们绝不能示弱。你越怕，越示弱，人家劲头就越大。并不会因为你软了人家就对你好一些，反倒是你软了人家看不起你。建国之初我们就强势出兵朝鲜并打赢了抗美援朝战争、1964年中国顶着国际压力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这些重大的成功突破了国际旧秩序的束缚，用“示强”这样的行动语言来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也是硬实力被充分展现所获得的政治效果。
第二，通过揭露和批判敌对势力为自己赢得国际话语权。在当下的国际关系体系下，西方霸权主义国家在硬实力和软实力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他们常常滥用自己的优势对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进行话语攻击，通过捏造事实和妖魔化宣传诋毁后者的国际信誉来为自己谋取不合理利益。这种不光彩的做法屡屡使西方国家的阴谋得逞，他们当然乐此不疲。于是，大规模制造欺骗性话语就成为西方国家玩弄世界政治的“潜规则”，而这一做法也是导致当下国际关系不平等程度加剧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必须抵制这种新殖民主义行为，这是我们的道义责任，也是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必然选择。遇到这种情况，最有效的办法是使用我们的口和笔，抓住那些不怀好意的国际敌对势力的软肋和漏洞进行语言打击：我们可以在各种合适的场合，通过各种媒体明确地发出我们的声音，让世人清楚事情的真相，从而使那些无耻谰言变得毫无价值。在这种揭露和批判中，作为正义一方的我们必然赢得世人的尊重和认同，这就意味着赢得话语权。在用话语批判和揭露敌对势力的时候，还须切记：“决不要撒谎，我们的力量在于说真话”“吹牛撒谎是道义上的灭亡，它势必引向政治上的灭亡。”（列宁语）。也就是说，敌人靠撒谎欺骗能够获得一时的话语权，但是我们不能用同样的手段对付他们，而是要反其道而行之，通过说真话来正本清源，达到削弱欺骗性话语的影响力的效果。我们这样做的好处是用最低的成本维护自身的权益，同时打击了散布无耻谰言的文化霸权主义者的嚣张气焰。
第三，通过建构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来争取话语权。由于各种主观和客观的原因，目前在中国的学术研究上面甚至在政治层面，都存在西方话语体系影响过大，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被边缘化的问题。这导致一个非常尴尬的现象：中国的故事总要由别人来描述，中国自己成了一个“失语者”。诸如“北京共识”“负责任国家”“新兴市场”等外来术语竟然成为描述中国的专有名词，而我们有的人还安之若素！让外国人来讲中国，容易导致诸如西方中心论、中国威胁论之类的话语陷阱，外国人（特别是西方人）会有意无意地将自己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混杂在这种讲述中，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在不经意中就流失了。阿拉伯裔美国著名学者赛义德曾经在其名著 《东方学》 中指出：由于话语权力的严重失衡，弱势的东方人（这里特指近东和中东地区的阿拉伯人）总是由强势的西方人来描述，其结果就是这种描述严重失真，东方人的形象被矮化，造成对阿拉伯人实质上的伤害。这是一种典型的文化殖民主义行为，是来自西方的“东方主义”话语体系引起的话语权力压迫。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条件下，要想避免被西方文化殖民主义所俘虏，建构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我们必须建构起自己的话语体系，而不是照搬照抄西方话语体系。首先我们必须提高认识水平，高度警惕西方话语体系所预设的意识形态前提，不轻易使用这种外来的话语，即使为了方便而使用外来话语也必须先进行一定的中国化处理；其次，努力完善中国特色学术和政治话语体系，增强其说服力和影响力，只有这样才能抵制西方话语体系对我们的渗透，这也是建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的必然要求。
（作者系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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