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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我的导师萧致治先生90寿辰的日子，师兄弟们合议为萧老师筹办一个庆典活动。
　　于是就想写点文字，记述我与老师的情缘，虽然当下文债累累，心中却总有一种难以抑制的冲动。
　　（一）在我的记忆中，读大学本科时就曾见过萧老师，但那时只是远眺，并没有听过他的课。或许因为那时他正带研究生没有精力开课，或许是我错过机会选他的课。我原本属于“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人，不擅长交往，更不爱打探，所以对萧老师是陌生的，真正近距离或零距离接触萧老师，是从读研究生开始的。
　　选择读研究生其实是一项临时的决定，1978年初进武大时我已23岁多，四年本科之后，将年近28，故没有继续深造的打算。一次同学私下议论毕业分配消息，谁谁有关系，谁谁找了谁，说得活灵活现，好像大部分同学去向已定，剩下的估计没有好的去向。怎么办？我本一草根，没有任何门路，只有横下一条心，自己救自己———考研。
　　本科期间我对中国近代史有一定兴趣，曾写过一篇读书笔记《一条循序渐进的改良路线——论张之洞的“劝学篇”》受到周谷城先生的好评。81级研究生招生目录正好有姚薇元先生的鸦片战争史专业科目，于是我决定一搏。在此之前，姚薇元先生开过鸦片战争的专题课，我曾去听过几节，因为与其它课有冲突，加之姚先生的口音很重，许多话听不懂，故而没有坚持听下去。决定报考研究生后，我鼓起勇气去薇元老师家拜访，他问：我开的专题课你去听了吗？我对你怎么没有印象？我十分尴尬，不得不据实回答。姚先生很宽厚地一笑：好好准备去吧。
　　在忐忑中收到录取通知后，我对姚先生的宽厚大度怀有深深的敬意，后来听说考前我国一个著名的老作家曾向他推荐过研究生人选，但他不徇私情，坚持量分录用，更让我对姚先生品格崇敬有加。
　　由于当时研究生的数量很少，我们享受的教育几乎是一对一式的培养模式，姚先生与萧老师两位老师带我和李少军两个学生。除副课外，主课都是在姚先生家里上的。一杯茶，几盘干点，是一种聊天式、讨论式的上课。这既是一种轻松愉悦的学习，也是一种学术思辨的训练，每一次的上课如同聚会，都是萧老师事先安排好，大致程序是我们先汇报近期学习情况，读了什么书，有一些什么见解和疑惑，然后一起讨论或由两位老师进行点评。通过这样的学习，我们不仅得到了学术训练，把握了前沿的学术动态与思想，而且也了解到一些历史学界的轶闻趣事和学术脉络。
　　我们踏入研究生的门槛时，姚老师已有77岁的高龄，是史学界资深的教授，他上世纪30年代入清华大学历史门，师从陈寅恪先生，研究生毕业不久，即被多家大学相继聘为教授。
　　在研究生期间令我印象最深的是陪同姚先生、萧老师到外地考察，我们从福州、泉州到广州，还专门上了海军的登陆艇去查勘了虎门要塞、横档，然后萧老师返校，我们继续陪姚先生到杭州、镇江、南京、上海，一路上姚先生通过实地考察让我们对鸦片战争有了更清晰的了解。我曾认真学习了姚先生的《鸦片战争史实考》、《再论<道光洋艘征抚记>的祖本与作者》，对他的文笔和考据的功力佩服得五体投地。姚先生曾在他的“茶点课堂”聊天时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的表达没有文采，就不能传播到很远。”这句闲谈深深烙在我心里，潜移默化地成为我写论文或文章的一种原则和习惯。
　　（二）研究生期间，我们与萧致治老师的联系更频繁，虽然名义上他是导师助理，由于姚先生年事已高，对我们的学业指导实际上主要是由他负责。萧老师与我父亲同庚，身材颀长，充满活力，语速快、步伐快、行动快，让人常常联想起“雷厉风行”这个词。
　　萧老师1960年毕业于中山大学，长期在武汉大学执教，专攻中国近代史，尤其在鸦片战争和辛亥革命两大领域成绩卓著。他思想开明，为人谦和，待学生如兄弟，从不以命令的方式给我们布置作业，从不压制不同的学术观点，即使不成熟、不合潮流的观点，也让我们充分表达。
　　我曾梳理过研究生3年的学习情况，萧老师指导我完成了如下工作：一是为了参加一个全国性的关于林则徐研究的学术会议，萧老师让我准备一篇关于林则徐研究述评的文章，这篇文章的前提是必须尽可能地读完截止当年的所有关于林则徐研究的书籍和文章，不仅要“述”、重点在“评”，由于林则徐是鸦片战争时期的重要人物，通过这样的研究，使我较快地了解了鸦片战争史研究的相关情况；二是1982年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牟安世先生出版了《鸦片战争》一书，这是当时一部篇幅最大的关于鸦片战争研究专著，萧老师让少军和我对该书写一个书评。这是一个极好的学习方法，它不仅要求我们反复读牟先生的书，还要比较研究该书与以前关于鸦片战争文章、书籍的异同，研究牟先生的观点与不足，这是对史实、史论、史识的全面训练；三是萧老师要求我和少军各翻译英文与日文的历史专著。我大约用了一年多的时间翻译了美国著名汉学家魏斐德的《大门口的陌生人》，萧老师原本准备推荐出版，遇上了清除精神污染运动，译著从严。我离开学校后没有精力再去关心此事，1988年该书由王小荷翻译出版。这项翻译不仅提高了我的英语水平，更重要的是，受该书启发，成就了我硕士论文的选题；四是为了收集撰写新的鸦片战争史专著的史料，萧老师让我们在北京故宫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泡了一个多月，抄写了许多道光年间的奏折、书信和相关资料，这不仅提高了我查找历史档案的技能，也培养了我读原始资料、第一手史料的兴趣；五是给我布置了一篇大作业，让我系统收集整理鸦片战争前中西的交往历史资料。这些资料散落在过往的历史书籍、文章、书信、笔记之中，不整理出来，就不能理清中西交往的脉络，就不能解释鸦片战争的历史起源，这是一个较大的史料整理、史料考证、史料勘误的工程，在萧老师的悉心指导和帮助下，我按照年代顺序，并采用纪事本末的形式，拿出了一个《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纪事》的初稿，由于时间太紧，加之硕士论文期限在即，以至初稿十分粗糙。承蒙萧老师不弃，对初稿耐心删改、修正，并给予了大量充实，许多章节几近重写。该书1986年出版，2005年再版时，萧老师根据新发现的史料，又新增了8万字的内容。这一次的作业对我史学的锻炼是尤为珍贵的；六是我的硕士论文，这是每一个合格的研究生必须完成的任务，由于前期的大量研究，为硕士论文打下较好的基础，我选择了一个鸦片战争中司空见惯却无人研究的课题：广东的团练。该课题在萧老师的指导下，几经修改、反复打磨，对我论文的写作有很大的提高。后来该文的部分观点，整理修改后经萧老师推荐发表，新华文摘给予了摘要介绍；七是《鸦片战争史》部分章节的撰写，当然，这个写作在研究生时只作了一些初步工作，还有相当一部分工作是离开学校后做的。总之，3年间仅我一人写过的文字大约近百万。除我之外，还有少军兄，他比我更刻苦，所写文字可能更多，而这些都需要经由萧老师审阅和修改，其工作之繁重与辛苦，由此可见一斑。
　　萧老师几乎把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我们学生身上，我们的每一个习作，他都会认真的审阅批改，并动用自己多年积累的资源，将我们的习作推荐发表。对于我们习作中值得推敲处，他总是以商量的口吻和我们讨论，让我们明白道理后自己修改。在新著《鸦片战争史》的署名上，包括前后排序他都很细心，专门和我商量，本来作为主编，排序是他的权力，但他从不专断。
　　在和萧老师的接触中，我深知萧老师是比较喜欢我的，虽然，他从未当面表扬过我。姚先生和萧老师都曾明确地表达过他们的希望，希望我能继承他们的事业，在近代史研究领域作贡献。我原本也有此意，但是，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激起了我投身改革的热情，由于毕业临近时，姚先生正处病危之时，我不敢流露我的想法，直到姚先生逝世，我留校后才把这个想法向萧老师报告。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刻的情景，面对我的请求，萧老师十分意外，脸上流露出万分惋惜且夹带着淡淡的苦涩，为了成全我的理想和抱负，他忍痛同意了我的请求。那种无私与深情的眼神让我至今难以忘怀。
　　（三）1985年4月在刘道玉校长的关心与支持下，我在学校入职两个月后重新调整分配，分到了武汉市委研究室。从此离开了武大，与萧老师的联系也少了许多。但每年春节我一定会去给萧老师拜年，听听他的教诲，分享他学术的喜悦。
　　几乎每年春节拜年，萧老师都是在家中客厅兼书房的地方接待我，我发现他的书桌上总是堆着正在看或正在写的书。每次和我聊的话题也都离不开正在写的书。或是《鸦片战争史》，或是《黄兴评传》，或是《黎元洪新传》，间或是赶写某篇论文，完全看不出他退休与未退休之间有什么区别，这种对学术的酷爱与追求，这种笔耕不辍的境界每每都让我感动。
　　今年春节拜年，我想萧老师已经90高寿了，应该歇歇了吧？我试着问他：“您现在手上还有东西要写吗？”
　　“有啊，湖南出版社已经催了我几次了，一本关于黄兴的读物，今年上半年要交稿。”他告诉我，近几年张师母身体不好，很多事情需要他照料，现在他每天早上四点多钟起床，做完各种家务，9点以后便开始写作。
　　“您到现在为止一共写了多少东西，作过统计吗？”
　　“前不久，我回忆了一下，到现在，已经出版著作包括部分合编在内，一共有25种；发表学术论文和文章252篇。我是1992年退休的，退休20几年是我学术生涯的黄金时期，25部著作，其中15部是退休后出版的，252篇文章中，退休后发表的有 170篇。”
　　这个数字是惊人的，退休后发表的学术论文和学术性文章占总数的三分之二强，退休后出版的著作占总数的60%！更重要的是学术的水平也越来越高，据统计，退休后发表的学术文章中《求是》有1篇，人民日报有4篇，光明日报有7篇，历史研究有2篇，近代史研究有1篇，新华文摘有2篇，人大复印报刊资料选载有14篇。尤其是一些重要的奖项绝大部分都是在退休以后取得的，如中央“五个一工程奖”、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并两次获得国家图书奖提名奖，以及省部级奖多项。这些成果确立了他在鸦片战争和辛亥革命主要人物黄兴、黎元洪研究方面的全国领先地位。
　　据我了解，萧老师退休以后，还积极参加各种社会工作，先后担任中国残联、湖北省残联、武汉市残联主席团委员、湖北省残联评议委员会主任、中国辛亥革命史研究会常务理事，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林则徐基金会理事和特约研究员、鸦片战争博物馆高级历史顾问、历史学院老协主席、离退休党支部书记等，均能尽力尽责。受到普遍好评，获得了很多荣誉，如：感动荆楚首届“十大杰出老人”(湖北省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等七单位2010年9月联合颁发)、“全省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等2010年12月颁发)、湖北省老教授协会第三届“老有所为贡献奖”(湖北省老教授协会2010年元月颁发)、武汉大学第二届“十佳老人”(武汉大学离退休工作处等2014年10月颁发)、离退休干部先进工作者(中共武汉大学党委组织部等单位2000年颁发)、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武汉大学离退休工作处2008年颁发)3、优秀共产党员(中共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委员会2001年7月颁发，中共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委员会2006年 73月、2008年 7月、2011年7月、2016年颁发)。萧老师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老有所为的典范！
　　我是去年正式退休的。退休是人生的一个拐点，也是一个新的起点，面临着人生的一次新的选择。在当下手机的微信群里，尤其是中老年群中，几乎众口一词地传播着养生、保健、锻炼、旅游、笑口常开、看透想开等老年人生指南。我总觉得这些指南不太适合我，退休只是离开了原有的职场，不是人生的退场，并不意味着不再有事业和理想。如何选择后半生正是常常萦绕在我脑海的一个问题，萧老师的现身说法，使我脑洞大开。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的发展，人的寿命在不断的延长，后半生可能等于或超过前半生的工作时间。从某种意义上讲，后半生是最值得珍惜的黄金年代，它是一个衣食无忧的年代，是一个没有名利牵挂的年代，是一个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年代。退休年代更能实现自己的梦想，干自己喜欢而过去没有时间干的事业，退休年代更有条件开创新的人生。萧老师用事实证明，在他的人生中，退休以后更加光彩夺目。
　　我不知道这次的聊天萧老师是无心还是有意，但我确信萧老师用身教指引了我的退休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