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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中国，拿破仑是在政界、学界享有盛誉的西方历史人物。鸦片战争前，拿破仑之言行首经西方传教士创办的报刊传入中国。而后，国人或亲临法国感受拿破仑之事迹，或通过中文图书报刊了解传播其史实。拿破仑被喻为扁鹊、项羽，成为近代社会精英阶层挽救民族危机效法的榜样。“中国化”的拿破仑在塑造过程中具有时代性、选择性、政治性的特征，并伴随着中国社会变革而跌宕起伏。拿破仑形象的塑造反映了近代知识分子在寻求对中国历史的新理解，它的传衍有助于激发国人的爱国热情，有利于建构近代中华民族精神。
　　晚清至民国，有两个外国历史人物在政界和学界享有特殊盛誉，他们是美国的华盛顿和法国的拿破仑。此二人在国人著作和报刊上反复出现，成为时代的“潮人”。这显然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遭遇的严重民族危机相连。国人把华盛顿和拿破仑当作解国危于倒悬的希望，成为“启蒙标本、革命偶像和政治象征”。1903年，益新译社和上海文明书局分别发行两种题为《拿破仑》的传记，从译者、著者的序中，可以体会到拿破仑作为现代民族精神的符号所具有的影响力。前者在《译序》中写道：“古今之英雄，孰不推拿破仑为第一？稍知学问者，无不震之于拿破仑之名”。后者《传序》将其喻为“医治”中国之扁鹊。文中写道：“中国人心之不振久矣，医国者无术以唤之起，不得不借助于人。拿破仑其扁鹊乎。”1929年，蔡元培以“四海惊传拿破仑，国民渐不思我存”，描绘了拿破仑在当时社会的影响。近代以来，中国人对拿破仑怀有持续的兴趣和特殊的情感。拿破仑的名言至今依然被当作鼓舞精神的话语。一句是否为拿破仑曾经说过的话：“中国是一只睡狮，一旦它醒来，整个世界都会为之颤抖”，引起了20世纪以来众多学者的论争。拿破仑形象在近代中国史著中的塑造和传衍，以及在此过程中蕴含的社会意义和价值值得探讨。
一、拿破仑形象之输入
       拿破仑虽未至中国，却与中国有着很深的渊源。拿破仑对中国的了解缘于当时法国在广州的商人。他曾命令法国人克雷蒂安·德·吉涅编撰一部中-法-拉丁文字典，当时吉涅担任1794年荷兰蒂津使团的翻译。嘉庆年间，已经被流放到圣赫勒那岛的拿破仑非常关注英国阿美士德使团对中国的访问，并且饶有兴致地与拿破仑阿美士德及其使团成员进行了交流。拿破仑的名字最早何时由何人传入中国，尚需进一步考证。依据现有史料，我们认为拿破仑形象在中国的塑造与传衍，既与外国在华传教士的文化出版活动有关，也与早期走出国门的中国学者、官员、留学生群体有关。
　　众所周知，19世纪来华传教士为推行西方的价值观念，进行了层次多样的文化传播活动。他们办报刊、兴学堂，设立出版机构译介西方著作，终极目的是为了改变中国人“藐视西方”的观念。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拿破仑作为在欧洲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也被纳入到中国。《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是中国境内最早用中文出版的近代期刊，该文献中较早对拿破仑、华盛顿等英雄人物进行了介绍。在《霸王》《谱姓:*拿破戾翁》等篇中，对拿破仑进行了介绍，并对其功过进行了公允评述。英国传马礼逊的《外国史略》、传教士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六合丛谈》《遐迩贯珍》等期刊上，也有关于拿破仑的介绍。李提摩太是英国人，其翻译麦肯西的《泰西新史揽要》1894年连载在《万国公报》上，后结集出版。该著作对拿破仑一生及其对外战争有详细描述。书中以《法皇拿破仑行状》为题列为一章。文中既指出了拿破仑的功绩，也指出了拿破仑对外战争给欧洲以及法国带来的灾难。作为出版机构的广学会在民国结集出版了《地球一百名人传》一书，卷三《政治家》共收录各国政治家17位，其中包括华盛顿、拿破仑。文中叙述了拿破仑的政治、军事统治以及与普鲁士、奥地利、俄国、英国的战争。西方文献中对拿破仑的一生功过，没有进行有意识的“加工”，将真实的拿破仑带到中国社会精英阶层的思想世界。
　　自19世纪中后期，随着中国被纳入到世界体系的过程加速，越来越多的学者、官员、留学生得以有机会走出国门，来到西方世界。他们对曾经称霸一时的拿破仑抱有热情，并借机参观了拿破仑曾经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在日记和论著中有所记述。曾游历过欧洲的王韬，两过法国，前往马赛、里昂、巴黎等地游览，著有《漫游随录》《普法战纪》《法国志略》等论著。书中对法国的发展历程和拿破仑的对外战争进行了详细描述。在《法国志略》一书中，王韬认为拿破仑是“海外异人之一”。中国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在其撰写的《伦敦与巴黎日记》中提及拿破仑有十余次。尽管郭嵩焘对拿破仑没有大篇幅的评价，但是从行文记载来看，他对拿破仑是非常关注的。而后接任的曾纪泽在欧洲五年时间，悉心了解西方各国历史，多次陪家人、朋友到拿破仑纪功坊参观，并在日记有所有记述。1889年春，薛福成出使英、法、意、比，在出使日记中多次提到在法国见到的拿破仑战争后留下的遗物，并相继记述了普法之间的战争。严复是中国首批派往英国学习驾驶的留学生，对英、法之事较为熟知。在中国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之时，严复在日记、文章中经常谈论拿破仑，然而拿破仑的形象大多是负面的。严复认识到专制制度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弊端，会演变为政治民主化的障碍。20世纪二十年代，蔡元培赴欧洲考察时，也曾多次参观与拿破仑相关的战争遗迹和纪念馆，蔡元培对拿破仑的叙述非常平和，也未对其功过作任何评论。
　　前往日本的学人同样关注到了拿破仑。梁启超在日本期间创办了《清议报》，刊载了中国留学生的《拿破仑好诵之格言》《瀛海丛谈》等文，引用了拿破仑的名言。留学生创办的《浙江潮》刊载了《拿破仑之爱国》等文，以传播拿破仑的高大形象为主。
二、“雄才伟略，诸侯稽首”：晚清国人著作中塑造的拿破仑
       西方传教以及走出国门的中国人论著中，展现了一个具有文韬武略、战功卓著、显赫一时的拿破仑。他既给欧洲带来制度进步，又带来了战争灾难。在此基础之上，没有走出国门的读书人根据国内形势发展需要，对文本进行取舍，塑造出来一个具有雄才伟略、震慑环宇、诸侯稽首的拿破仑形象。
　　魏源、徐继畬、姚莹、梁廷枏等人是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代表人物，他们撰写的史地著作成为中国人了解世界的重要“思想资源”。《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书籍参阅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外国史略》《万国地理全图集》等书籍中传递的信息，书中对法国史和拿破仑进行了叙述。魏源以按语的形式对法国历史发展进行了评论，认为拿破仑“争先处强，不居人下；偶有凌辱，必思抱负”，“其用兵也，仗义执言，不似诸国之专于牟利”。《瀛寰志略》对拿破仑的评述基本上延续了《海国图志》的风格，拿破仑以乱世中之英雄呈现在读者面前。
　　黄遵宪的《日本国志》认为，欧洲诸国中“西则有若拿破仑，雄才伟略，诸侯稽首；又西则有若华盛顿，艰苦卓绝，独立一洲”。拿破仑与华盛顿居于欧洲诸多政治家之魁。郑观应通过阅读《泰西新史揽要》，加深了对中国问题的思考，从受害国的角度对拿破仑的对外征战进行评论。康有为、梁启超、唐才常等人肯定了拿破仑改革措施在法国变革，乃至对欧洲进步所产生的推动力，这些认识多受李提摩太翻译的《泰西新史揽要》的影响。此时，西方列强不断扩张在华势力，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拿破仑成为维新人士推动变法的榜样，他们要一改中国被动落后之情势，营造“改弦更张，咸与维新”之新局面。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并未受事变之影响，反倒以更加勇猛的精神去推动社会变革，在其主编的报刊和发表的论文中，不时见到拿破仑的“光辉形象”。在《新民说》中，梁启超盛赞拿破仑，“率其彪悍之国民，东征西击，卒能取威定霸，奋扬国威”，我中华民族十倍于法人，难道不能“攘外而立国”。
　　20世纪初年，拿破仑的名字经常见诸报端，有关拿破仑的传记、小说、评论纷纷出版。邹振环称1903年为“拿破仑传记出版的大年”。而此时，拿破仑不再是“维新变法”的代言人，而以“革命志士”的形象再次登上历史舞台。邹容的《革命军》写道：“况又有大儿华盛顿于前，小儿拿破仑于后，为吾同胞革命独立之表木”，认为中国的革命运动势在必行。章炳麟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驳斥了康有为所谓“革命党中必无有才略如华盛顿、拿破仑者”的观点。中国革命之先驱孙中山因其革命事迹，时人称其具有“拿破仑、华盛顿之勋业，无与伦比”。
　　拿破仑形象在晚清衍生的政治效果在甲午中日战争前后最为集中。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塑造出来的“尧、舜、禹”的贤君形象不同，华盛顿、拿破仑作为外国人物在近代社会剧烈变动中产生的政治效果要更加强烈。“华盛顿神话”促醒了中国人对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追求，“拿破仑形象”则唤起国人对拯救国家于危难的民族英雄的向往，以及对未来民族国家建立的信心。尽管拿破仑的名字在中文文献中有多重表达方式，先后被写作那波利稔、拿破利翁、那波良、拿坡仑。无论使用哪个名词，都不影响其所产生的政治效果。
三、一波二折：民国拿破仑形象之翻转
       进入民国，人们获取知识的手段更加多元化。据笔者初步统计，民国出版的有关拿破仑的论著有十余部，在报刊上刊载的以拿破仑为标题的文章达250余篇。这个数量超越了国人对本国历史人物的追捧。
　　革命形势发展如火如荼，革命党人曾对袁世凯抱有幻想，认为袁世凯是最具有“华盛顿、拿破仑之资格”的人物，以希其建立丰功伟业。伴随着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拿破仑的“英雄”形象亦随之遭到怀疑。一旦民族主义英雄的光环散去，拿破仑的过失亦被诸多政治家、学者揭露出来。对拿破仑的批评，实际上是对袁世凯专制活动的攻击，报纸上对这位“中国式拿破仑”批评之声“井喷”式涌现。袁世凯对此颇为反感，对此还不断在报纸上发文章进行辩驳。此时，拿破仑则成为“专制”的代名词。1918年1月19日，蔡元培撰写《北京大学进德会旨趣书》一文，以拿破仑为反面例子，阐述设立进德会以整顿校风之必要性。1929年3月22日，蔡元培曾作七言绝句《拿破仑》三首，对国内崇拜拿破仑的现象不以为然。蔡元培认为拿破仑是由各种机遇造就的一位“时势英雄”，威廉二世和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是拿破仑“前车之覆”的死灰复燃。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作为复兴民族主义的符号，拿破仑再次成为反抗外来侵略的政治象征，成为进步势力的代表。伍光建翻译了法国史学家福耳的《拿破仑论》，林纾、魏易翻译了《拿破仑本纪》等书籍。在纪念俄国十月革命发生二十四周年之际，斯大林发表讲演，称“希特勒之像拿破仑，正如小猫之像雄狮。因为拿破仑是为保卫进步，反对反动势力而战，可是希特勒却相反，是凭藉反对势力之进攻人类的进步势力。”中国部分学者也接受了斯大林的观点，认为“拿破仑虽则失败，但还有资格被看作失败的雄狮，至于希特勒却实在只配当小猫。因此，历史必将给予希特勒以更残酷的答复。”之后，关于拿破仑的文章书籍不断涌现。在抗日战争时期，拿破仑的事迹成为激励国人抵抗日本侵略，唤起国人爱国热情的“思想资源”。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朱德等领袖人物，也深受华盛顿、拿破仑的影响。在社会动荡时期，华盛顿、拿破仑的英勇精神影响了一代对国家、民族未来关心的知识分子。毛泽东曾感慨地说：“我们中国也需要这样的人物”。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以后，他多次提及华盛顿和拿破仑。朱德也曾回忆：“拿破仑算是不错的。我小时候非常喜欢他，也喜欢华盛顿。”
　　尽管由于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拿破仑作为民族精神的建构主体一度遭到质疑，但是随着民族主义的勃兴和抗日战争爆发后救亡意识的高涨，拿破仑形象所引发的政治效果，成为凝聚时代精神的重要思想资源，表达了国人反抗国家遭受屈辱的诉求，成为激发爱国热情的有力武器。
四、拿破仑形象塑造的特点与价值
       近代早期的士大夫、读书人，看到了原本坚定信奉的世界观的崩溃，以及维护传统秩序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日益乏力，对国家的未来越来越忧虑。在近代新兴媒体影响下的社会新兴阶层，对传统信仰日渐失去兴趣，转而理解和支持变革。特别是在上世纪之交勃兴的民族主义影响下，认为“革命才是中国复兴的钥匙，才能创造一个新世界”。新兴社会阶层需要一个革新进步的推动力。为此，崇拜拿破仑、凯撒、华盛顿，是晚清至民国有志之士比较普遍的现象。孙中山、蒋介石等也都被喻为“中国的拿破仑”。
　　拿破仑形象在塑造和传衍过程中展现了以下特点：首先，拿破仑被塑造成与华盛顿一样的民族英雄，成为激励国人争取民族独立和建设强大国家的“代言人”。通观近代中国诸多历史文献可以发现，拿破仑、华盛顿同时出现的频率很高。在此场合下，他们二人均以正面形象呈现，反映了近代中国抵抗外来侵略，建设民族国家的时代特征。其次，拿破仑的形象塑造具有选择性。伴随着拿破仑在中国的传播，拿破仑的情书、艳史、轶事等信息也输入进来，成为报纸上的“花边新闻”，但是这些内容并没有被纳入到中国人塑造的拿破仑整体形象之中。第三，拿破仑形象塑造具有政治性特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主要任务是反对西方列强和封建主义，凡与此任务完成有关的信息都会被纳入政治家的视野。拿破仑形象之翻转与其名字被编入家庭故事和新式学堂的童子军军歌都体现了这一特点。
　　不可否认的是，拿破仑的革命活动成为中国史家的选择对象，对于激发近代读书人的爱国热情发挥了重要作用。拿破仑的英雄形象成为近代爱国主义史学思潮中的一个元素，他的革命事迹的塑造和传衍与近代中国争取民族独立密切相关。当然，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近代中国不在书斋里讨营生的革命家、政治家、史学家，从自身经历和从事的事业出发，理解和阐发重要历史人物的成败也会有不同。
　　（原刊于《史学史研究》2018年第4期，全文16538字，本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