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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年编译，为国际法研究厚积薄发

       1946年，武大法律系名师荟萃。“韩德培先生主讲国际私法和西洋法律思想史，刘经旺先生主讲公司法，姚梅镇先生主讲民法。燕树棠先生主讲亲属继承法和婚姻法，他讲课很风趣，对学生也很有吸引力。我至今还记得他第一次上课的开场白：‘燕树棠，何许人也？乃珞珈山上最年轻、最漂亮之教授也。’”梁西先生笑着说，“其实，当时的燕老师已经很不年轻了！”
       次年，曾任“联合国成立大会旧金山会议中国代表团”顾问的周鲠生校长，在法学院开设国际法课程。周先生讲课时旁征博引、论证严谨，尤其是结合参加联合国活动的实况，对《联合国宪章》及对华不平等条约的讲述，使梁西深感“弱国无外交”，并进一步萌生了研究国际法的念头。
       也是在1947年，刘文敏考入武大。既是中学笔友，又是大学校友，梁西与刘文敏走得越来越近，珞珈山见证了他俩“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爱情。
       梁西激动地告诉记者：“结婚前，我送给夫人的礼物，只有一支铅笔、一个小本子、一张小照片。”在那本A5纸大小的本子上，刘文敏写下了三句话：“流不断的江水，数不尽的离亭，说不完的言语。”
       在老斋舍的黄字斋81423号房间，梁西度过了难忘的大学时光。当时，两字名很流行，梁西是梁宋云的笔名，3位室友便随他改了两字名，吴珊君叫吴东、曹圣高叫曹南、盛禹九叫盛北。
       1950年，梁西毕业，成为新中国的第一批大学毕业生。随后，到中国人民大学进修苏联法学。1953年，经组织分配并应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邀请，梁西赴北大法律系担任教员。儿时憧憬的当一名教书先生，终于在未名湖畔圆梦。
       “当老师，我特别关心的问题就是怎样才能引起学生们对我讲课的兴趣，以及对我的信任与尊重。教师如果得不到学生的尊重，讲课的效果肯定好不了。”梁西说。为了获得最好的讲课效果，他专门买来一台录音机，上课前，自己预先试讲一次，用录音机录下来，反复聆听、不断改进，直到感觉满意为止。“开始时，请夫人听我试讲，她作为学生坐在课桌前，我站在讲堂上，边讲边板书。我的第一堂课讲给她听，她给我提了很多意见。”
       在北大校园，梁西传道授业解惑，曾先后主讲苏联法学、欧美刑法、国际法和国际组织法等多门课程。
       “文革”时，梁西被下放到江西鄱阳湖畔的“北大五七分校”劳动。在鄱阳湖畔鲤鱼洲，先生戏称自己住的是“牛公馆”。
       原来，牛棚左边关了六头水牛，右边就是梁西和夫人的床铺。夏天，牛粪臭气熏天，即便如此，他仍未停止关于联合国组织、国际法学的思考与研究。
       1971年初，尼克松指派时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来华进行秘密访问。此后不久，梁西回到北大，参加为尼克松访华做准备的编译小组。小组之外，当时在中央民族学院任教授的谢冰心也应邀参加了《尼克松：六次危机》的部分翻译工作。
       此后7年，梁西先后分工翻译了《联合国手册》等6本书以及大量资料文件，对我国1971年在联合国恢复合法席位后的初期工作有着重要参考价值。
       “参加编译组的7年，不仅使我躲进了一个远离动荡与纷争的‘防空洞’，而且对自身语言能力的提高和研究素材的积累大有裨益，比再读几个大学的收获还要大！”梁西感慨地说，“解放前后，我们国家由于各种原因，对国际组织、国际法方面均重视不够。而西方国家、欧美学者，对这些已经研究得很多了。”
       “文革”一结束，梁西就构建出研究国际组织法的基本体系，并在北大率先开创一门崭新课程——国际组织法。

       定居珞珈，武大就是自己的家
       1984年，在教学基础上，他精心撰写的《现代国际组织》正式出版，这是国内首部全面系统论述国际组织法的专著，先后修订、增补和再版数次，2011年第六版更名为《梁著国际组织法》，开一派风气之先。此外，他主编的《国际法》，先后三版，已发行至30万册，是全国发行最多的国际法教科书之一。
       梁西倾其毕生精力投入国际法领域的教学与研究，通过授课、著作、演讲等方式，在国际法基础理论、国际组织法原理以及联合国体制等方面，提出了很多独到的见解，如“社会基础论”“结构平衡论”“国际法的五大发展趋势”“安理会否决权制度的三脚架原理”“关于国家自卫权制度的三驾马车观点”等等均具新意。特别是“社会基础论”和“结构平衡论”，高屋建瓴，对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存在基础与发展规律分别作了高度概括，深化了国际法学与国际组织法学的原理。
       同时，梁西对学生尽心尽责，在教学中一向重视理论联系实际，主张“学国际法的，应时刻关心国际社会的现实”。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到了梁西这里，他常说：“一个好老师在讲台下的准备（研究）往往是讲台上所花力气的10倍。”
       “没有充分准备，绝对不上讲台！”是先生教学的首要原则。凡是他主讲的课程或学术讲座，都有自己精心编写的详细讲稿。
       在北大，先生是青年教师中开课最早（1955年）的教师之一。后来，他还担任了新中国第一个国际法班的班主任。1983年，应武大国际法研究所所长韩德培先生之邀，梁西重新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珞珈山，回到武大法学院，“武大有一个全国初创的国际法研究所，对我未来的教学和科研很有意义”。回到武大，梁西便将自己的根扎在了这里。
       在未名湖畔、珞珈山上，当年跟着梁西一起上课、晨跑练英语的学生，很多成了我国的外交官、条法司司长、大学校长、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的雇员。
       桃李满天下的同时，随着多部著作的问世以及论文的发表，梁西关于国际组织法的理论体系日臻完善，在法学界的地位也逐渐提高。有人开始尊称他为宗师，而他总是谦虚地说，自己只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教书先生。
       “做一辈子的教书匠，对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精耕细作，也是一种活法。我们每个人不过是社会结构里的一颗小螺丝钉、沧海之一粟。回首往事，第一个30年求学读书，第二个30年教书科研，第三个30年定居珞珈，都是很值得的。”梁西先生说，他很知足。“珞珈山是我生根落叶的地方——我和夫人经常把这句口头禅放在嘴边，也放在心灵深处。她88岁走了，珞珈山是她、也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这是我们两个共同的约定！”
       的确，梁西早已将校园当作自己的家，武大里的一草一木，那些曾经发生过的故事，都融进他的血液之中。对武大、对法学院、对珞珈山，他有着诉不尽的情愫。“我女儿经常说我住的这房子太小，书堆得装不下……但是，我觉得没有关系。因为我自己的家虽小，但武大就是我家，武大这个家是很大很大的。”
       梁西还说，将来身故，他就和夫人一起化作两株小草，厮守在珞珈山上。（原载《文汇报》2019年5月15日，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