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大学 - 《山东大学报》
怀念蒋捷夫
作者：陈景仲
2019-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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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 捷 夫 教 授
左起至右为:臧乐源、蒋捷夫、陈景仲教授
蒋捷夫同志是一位1938年到延安参加革命的老同志。蒋捷夫同志原籍湖南长德，1917年6月19日出生，1988年离休，1999年去世。今年是他102岁诞辰，谨以此文表示对他的怀念。
蒋捷夫参加工作后，先是在延安抗大学习，先后任八路军115师344旅文化教员、连指导员、营指导员。时任115师师长的是林彪，344旅旅长是徐海东，副旅长是黄克诚。皖南事变后，他跟随344旅到新四军,曾担任新四军第三师和苏北区党委文工团团长。1943年，蒋捷夫转到地方工作，先后担任苏北区党委政工部宣传科长，苏北中学教务处主任兼党支部书记。
1948年潍坊解放后，华东大学在潍坊成立，蒋捷夫调华东大学工作，曾任社会科学院一部副主任。1948年随校迁至济南。1951年华东大学与山东大学合并后，蒋捷夫长期在山大工作，曾任山东大学历史系主任兼总支书记，后调至山东省社会科学院任院长兼党委书记。
蒋捷夫同志是研究哲学的，在华东大学时的职称是讲师。到山大后任校属马列主义教研室副主任、哲学教研室主任、校党委委员，后任党委常委。1950年，蒋捷夫到中央党校进修哲学，1953年被聘为副教授，1958年调历史系任系主任，1974年任政治系总支书记。1959年庐山会议后，反右倾运动时被批评，原因是他对1958年大跃进有看法，被批判后免去校党委常委职务。
我于1961年底调到历史系任总支副书记，校党委副书记房金堂与我谈话说：“历史系总支书记调走了，你去任副书记，蒋捷夫同志任系主任兼总支书记，你的任务更重了。”从此我开始与蒋捷夫同志共事。
我到山大后已与蒋捷夫熟悉，他的爱人吴欣华在校党委组织部工作，我在党委办公室工作。吴欣华也是一位老同志，我很尊重她。蒋捷夫与我爱人顾传雯也比较熟悉。因为马列室没有研究自然科学的人，他曾想把我爱人调去搞自然辩证法研究。过春节时，我刚要出门去拜年，他就到我家拜年来了。我的儿子喊“叔叔好”（他当时40多岁，白净显得年轻），我纠正道：“喊伯伯。”蒋捷夫笑着说：“一样一样，一个辈分儿。”他为人很随和，从不摆架子，我们相处自然很融洽。在工作上，他统管历史系全局，主要精力放在教学科研工作上，我负责总支日常工作。
蒋捷夫熟悉教学工作，责任心强，在教学科研上是一位强有力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几年下来可以说成绩卓著。我记得特别突出的有几件事：
一是认真贯彻党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深入开展教学与科研改革，引导教师走向社会接触工农，组织师生下乡边劳动边调查研究，先后编写了《栆庄煤矿史》《鲁丰纱厂史》《仁丰纱厂史》，为编写四史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二是20世纪60年代先后组织了五四运动40周年、义和团运动60周年学术讨论会，在1960年和1962年，先后与山东省历史研究所共同推动孔子思想学术讨论会的召开。
三是组织了大规模的义和团运动调查。义和团运动调查始于1959年，在1960年和1961年全面展开，先后派出教师、学员40余人分赴鲁西南、鲁西北、冀东南等十余县做田野调查，如此大规模的调查研究是空前的。在1965年到1966年初又进行了第二次调查，前后调查6次。田野调查收获颇丰，形成了三四十万字的调查材料。对义和团运动的地区分布、组织系统、政治口号、反帝活动，以及清政府的镇压活动等重大问题基本搞清楚了。经过多年的调查、整理、研究，发表了一批研究论文，在国内外影响很大，确立了山大海内外义和团运动研究第一学术重镇的地位。路遥教授自始至终参加义和团运动的调查，做出了卓越贡献，后成为国内外义和团运动研究的知名学者。
四是组织了中国思想史讨论班和经济史讨论班。成仿吾校长提出“文科都要办讨论班，以提高教师的科研和教学水平”。蒋捷夫非常了解老教授们在研究中国思想史、经济史方面有雄厚的实力，中青年中也有相当基础，根据历史系的情况，他提出重点研究中国思想史和中国经济史的任务。这个任务的提出，符合广大教师的愿望，调动了教师的积极性。为此成立了思想史讨论班和经济史讨论班。
蒋捷夫是研究哲学的，20世纪50年代初他在《文史哲》先后发表了《马克思哲学的党性与科学性》《概论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范畴》《关于量变与质变规律的几个问题》等论文。60年代初，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一书出版，在山东省理论界引起关注。他组织思想史与经济史讨论班，就是倡导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研究史学。
思想史讨论班的主力是童书业、华山、孙思白，同时还有中青年骨干教师葛懋春、庞朴、路遥、陈之安等人。思想史讨论班的班长是孙思白，他是中国现代史教研室的负责人，思想活跃，行动积极。此时，中央在“七千人大会”后，在政治上和知识分子政策上作了调整，对前几年反右倾运动中错误处理的同志进行甄别平反。思想史讨论班的活动适逢其时，孙思白在讨论班上提出要敞开思想，海阔天空，讨论不设框框限制，这些提法符合“双百”方针的精神，所以，讨论是活跃的，也是深入的。在实际讨论中形成三个重点：孔子思想研究、中国思想文化遗产的批判继承问题、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史的研究。这些问题讨论的成果在《文史哲》上发表论文十多篇。同时，国内史学界对这些问题也展开讨论。思想史讨论班的活动在校内外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蒋捷夫除了抓教学科研，对教师和学生工作也甚为关心。他经常走访老教授，还安排几位中年教师为老教授们服务，并通过他们了解老教授们的思想工作问题，及时给予解决；他还安排几位中青年骨干教师当学生的班主任，及时帮助解决学生的困难。1962年，借“七千人大会”的东风，为部分教师、学生改正了错误处理意见，为错误处理的学生恢复了党籍。
后来，“左”的政治思潮发展，八届十中全会后，开展了对所谓“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的批判，甄别平反也成了“翻案风”。在文艺界批判所谓毒草，在哲学界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经济学界批判孙冶方的利润挂帅论，历史学界对翦伯赞、罗尔纲的史学观点都展开了大批判。孙思白的《陈独秀前期思想解剖》一文，1965年在《文史哲》上被点名批判，思想史讨论班的学术活动被迫终止。
蒋捷夫个人严于律己，淡泊名利。1956年、1962年两次提级他都让给了别人，特别是调到山东省社科院后，省委组织部指示社科院解决老院长的高级职称问题，但蒋捷夫坚持不升正高。后退居二线时，省委宣传部征求他的意见，要让他当终身名誉院长，蒋捷夫也拒绝了，他表示：“退了就彻底退了，还当什么名誉院长，以后的同志接手也不好干。”此外，他管教子女严格，教育子女要说实话做老实人。蒋捷夫不计名利、严于律已的作风，堪称高风亮节，让我敬重。
蒋捷夫寄予厚望的几位中青年同志，后来都卓有成就。路遥的义和团运动研究、庞朴的儒学研究都有相当造诣，他们都成为山东大学的终身教授；葛懋春后担任历史系系主任；陈之安后任山东大学党委书记。蒋捷夫善于识才、懂人，反映了他的才能和智慧。
蒋捷夫在历史系工作的几年，在历史系的历史上，应占有光彩、浓重的一笔。我怀念这位老领导、老同志，对他表示深深的敬意。
注：徐经泽、路遥、朱玉湘、陈之安、许玉琪、蒋鲁生等同志为此文提供了不少情况，并帮助修改文章，对他们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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