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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 1978年春 年春， ， 北京大学迎来恢复高考后录取的第一批新生

·程美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伟大征程。这个伟大事件的发生是当时的党中央顺势而为的直接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人娴熟的政治艺术的集中展示。
求变：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
中国社会的内在冲动
首先，从政治上看，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是一个具有重要标志意义的政治事件，它表征了“文化大革命”政治路线的破产，从而为改革开放的实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政治路线的执行者就是“四人帮”，对这些“文革”政治路线的执行者和极左理论的炮制者从政治上判了死刑，实际上就等于宣判了“文化大革命”政治路线的破产。回首当时，一个比较有利的客观因素是，毛泽东主席逝世之际，“文革”中的积极力量在中央层面并不占优势，这个格局就为后来顺利地粉碎“四人帮”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础，也为改革开放的启动和实施奠定了组织路线的基础。由于高校学生造反派、工厂工人造反派和政治掮客派这三种“文革”积极力量的式微，因此到“四人帮”被粉碎后，中国社会的政治力量越来越趋向于非“文革”化和反“文革”化。并且，“文革”后期，国家的军事领导权基本上掌握在党内那些曾对“文革”持消极甚至是反对态度的人手中，正因为有了这股力量的存在，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国家才保持了政局的稳定，没有出现混乱和动乱。此后，这股力量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强化和发展。在这股力量成员们的心目中，只有那些在革命战争年代立下不朽功勋、拥有崇高威望的老一辈领导人才值得景仰和敬畏，因此，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当党内元老对“凡是”派发起批判时，军方毫不含糊地站在了“凡是”派的对立面。军方的这个政治取向，决定了粉碎“四人帮”后党内否定“文革”不会有大的风险，更不会出现政局的动荡。
“四人帮”被打倒了，意味着一批老干部必须要平反上台。平反冤假错案、解放那些在十年“文革”中遭到迫害的老干部，这项工作从1977年就陆陆续续开始了。对于一些比较棘手的冤假错案，比如说刘少奇的案子，一直到1980年才解决。当然，在这件事上，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肯定不是积极的主导者，但也不是坚决的反对者。对于后来胡耀邦主持进行的大规模平反活动，他也没有直接设置障碍。1978年4月5日，中共中央批准了统战部、公安部《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这些事，没有华国锋的同意是干不成的。所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不是少数人人为造成的突发事件，它是“文革”后党和群众深刻反思的结果，是“文革”后国内各种力量消长变化和整个社会生活方式慢转渐变等综合作用的结果，当然也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批具有拨乱反正意识和勇于担当精神的政治家积极地把握住了这个时机的结果。
其次，从经济上看，1977年8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大宣布结束“文革”，重申到20世纪末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就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极大地扫除了路线方针和政策障碍。事实上，早在1975年，原国家计委提出的《1976—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草案）》就指出，到1985年，我国的粮食产量要达到8000亿斤。但是按照集体化的生产方式，农业的产量不可能有显著的增加，8000亿斤粮食的年产量不可能完成，所以这实际上就对农业生产的改革提出了任务和要求，并给后来探索新的体制（比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供了一个合法性依据，因为要想实现农业产量的提高，延续过去的做法肯定不行，必须找寻新的途径和办法。1976年12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则有更深刻的含义——中央要抓农业了。学大寨仍属于集体化运动，在当时来说这虽然不可能突破，但毕竟释放了一个促生产的明确信号。华国锋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努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粉碎‘四人帮’这场大革命，清除了破坏生产力、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大祸害，被‘四人帮’长期压抑的广大工农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正在迸发出来，我国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大有希望了。”华国锋的讲话特别强调了革命就是发展生产力，指出农业学大寨的目的是为了发展国民经济，这是很值得重视的。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理论界出现了关于按劳分配问题的讨论。这场讨论之所以出现，是因为过去我们长期搞“一大二公”，忽视了价值法则，习惯于把经济问题当作政治问题来对待，认为按劳分配就是资本主义。改革开放之前，我们的经济管理体制存在突出问题，而改革开放一直到今天，实际上都在强调体制和机制问题。当时直接进行机制和制度改革阻力太大，强调按劳分配则为后来的改革提供了突破口和依据。实际上，坚持按劳分配不能说是邓小平一个人的贡献，因为此前国内就有人主张要按照价值规律办事，要坚持按劳分配。在这个问题上，华国锋、李先念等人的态度也是一致的。当时给中央起草报告的理论界人士，比如于光远和胡乔木，他们也都主张社会主义要按照价值规律办事，坚持按劳分配。按劳分配这个原则，并不是多么高深的问题，但它对后来的经济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
还应注意的是，1978年7月到9月举行的国务院务虚会，主题就是经济建设。这次会议讨论了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等方面的问题，其实也触及了改革开放的相关内容。这次会议召开的背景是，1977到1978年，中央派了很多代表团到国外参观考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领的中国政府高级代表团。该团于1978年5月2日到6月6日，先后考察了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联邦德国等欧洲5国。回国后，谷牧在报告中“石破天惊”地提出我国当时的经济技术水平“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比较大体上落后二十年”。 其他各代表团也普遍感到国外发展非常迅猛。针对多个代表团回国后反映的考察情况，国务院决定立即召开务虚会。务虚会开了两个月零5天，与会者发言中提出的最重要的观点和主张就是：第一要开放；第二要改变管理体制；第三要大规模地吸引外国的资金，同时调整和修改之前制定的十年规划纲要。在务虚会上，华国锋提出了4个“一点”，即“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方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就已被明确提了出来。可以说，这次国务院务虚会为进行工作重心的转移作了一个系统的论证，而十一届三中全会则是对务虚会一些重要观点的确认和正式宣布。尽管如此，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工作重心转移和改革开放战略决策正式推出的标志仍不容置疑，因为新中国是由中国共产党创建和领导的，重大决策只有和必须经由党的会议讨论通过和正式宣布才算数。
再次，从思想文化上看，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到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虽然只有短短两年多点的时间，但整个中国社会的思想控制明显减弱，无论党内各级干部还是一般群众，鉴于“文革”极左思维和无法无天的惨痛教训，对于动辄上纲上线、刻意整人的把戏已经深恶痛绝，特别渴望民主自由，从而形成了一定的宽松氛围。没有这样的一种氛围，人们自然不能心情舒畅，也不敢畅所欲言，要想实现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根本转变是根本不可能的。
不过，粉碎“四人帮”后，思想文化领域一度比较混乱。因为揭发批判“四人帮”，在一些问题上不免会直接或者间接地涉及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这在当时来说有利有弊。有利的一方面是，通过这种揭批，可以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更容易被人们充分认识和深刻理解，从而在理论上和情感上使它的合法性被大大削弱；不利的一方面在于，毕竟“四人帮”不是以阶级敌人的名义而是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名义来从事工作的，假如不能很好地划清界限和把握分寸，揭批就很容易“过火”，从而造成对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形象的严重伤害。“文革”结束之后，国内的确曾出现了被非议为“非毛化”的担心，国外也有人误以为中国发生了政变。这不能说是危言耸听，因为从客观上来讲，粉碎“四人帮”的确涉及对毛泽东主席晚年错误的正确认识。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难免心有疑虑：以华国锋为代表的党中央是否还要坚持毛泽东思想？不能不说，1977年4月，邓小平在写给党中央的一封信中说道：“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随后他在一次讲话中又指出：“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邓小平说要把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体系来看待，这个是很高明的，实际上就是要把毛泽东主席个人和毛泽东思想区分开来，既坚定坚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同时又客观认识和对待毛泽东主席晚年的错误，体现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1978年5月11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的发表所引发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可以说推动形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思想解放运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对毛泽东主席晚年犯的错误可不可以否定？当时人们不敢直接说，但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潜台词显然就是不要迷信毛泽东主席个人。邓小平之所以对这个常识性问题如此关注，是因为他意识到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思想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而客观上，思想解放运动使大家在全国形成了一个共识——绝对不能搞教条主义。当时中央领导人和各大媒体纷纷表态，为党内政治权力的调整和转换打开了生动的缺口。显而易见，没有真理标准大讨论，就没有整个社会的思想大解放，而整个社会的思想大解放又进一步推动了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持续深入开展。
邓小平对于十一届三中全会
实现工作重心的转变
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第三次复出之后的所作所为，鲜明地体现了他矢志不渝的政治理念。邓小平是个比较务实的人，从大跃进开始直到“文革”，这近20年的时间里我国都在搞阶级斗争，使经济建设受到严重影响。经济建设是国家的命脉。1959年，毛泽东主席退居二线之后，邓小平参与领导了三年困难时期的国民经济恢复工作，中心任务就是搞经济建设。“文革”发生后，邓小平靠边站，使这一理念暂被搁置。1973年之后，邓小平的职务逐渐恢复，他从“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个大局出发，大刀阔斧地主持进行了钢铁工业、国防工业、交通运输业等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多个生产领域的整顿，只是随着1975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开展，他很快就再次被打倒。但是邓小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抓科技和教育”的基本思路从没改变过。1977年7月召开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邓小平在党中央的职务后，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主动要求分管科技和教育工作，而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恢复高考。
当时，在邓小平主管的领域里，高考事关重大，因为它涉及千家万户的利益、现代化建设所需人才的培养以及年轻人的命运问题。“文革”时期，工农兵大学生实际上是政治挂帅，根本不能满足现代化建设对人才的需求，而高考制度的恢复，是邓小平执政思维的自然流露。他在1977年8月举行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当机立断，拍板决定当年恢复高考。如果当时不是邓小平分管教育，恢复高考必定要推迟或者采取双轨制，即一部分高考一部分“工农兵”。要知道，8月已经过了正常的高考实施时间，但邓小平很清楚，有些事情越拖越麻烦，先从教育上改革，反对者少，拥护者多，而且能够使大家更加厌倦阶级斗争，进一步对“文革”进行否定。恢复高考是按照教育规律办事，是对“文革”错误教育方针的否定，也使教育战线顿时成为当时全国各条战线拨乱反正的先声。而且教育改革能够为思想解放提供生力军、为经济建设输送人才，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迅猛发展。
邓小平总是善于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和长远利益出发看问题、作决策。真理标准大讨论开展之初，一些极左势力和分子横加非议和指责，帽子乱扣、棍子乱飞。就在人们思想迷茫、感到无所适从之际，邓小平及时站了出来，通过发表阐述毛泽东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根本观点和方法的讲话，在关键时刻给真理标准大讨论以强有力的支持，从而一举扭转了形势，进而推动了思想解放。农村农业改革同样如此。当时大家不可能认识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符合社会主义的，只是把它看成临时过渡的策略和手段。邓小平高瞻远瞩，表示说允许试，让老百姓根据实践结果来投票，大家见到好就收不回去了，从而中央才能确认。小岗村18户农民自发搞起的大包干，正是因为邓小平明确支持的一番话才算吃了颗“定心丸”。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当代启示
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成为了历史，但它的历史意义永存，它为我们提供了哪些可供借鉴的启示？我以为至少有以下几点：一是改革要顺势而为。顺势就是顺党心、合民意。当时在党内党外，大家都在诉“文革”之苦，十一届三中全会如果不平反冤假错案，势必就会失去党心和民意。二是领导者要善于凝聚共识。一个好的领导者应善于把共识性的问题提炼出来，化为一种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让大家去讨论。当年的中央工作会议就是鼓励大家积极讨论，在讨论的过程中达成共识。三是在重大问题的决策上不能走得过急过快。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成功之处正在于此。比如当时为什么不批判“以阶级斗争为纲”？因为条件不成熟。又比如当时为什么不确认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因为转弯不能过快，得慢慢来，循序渐进，先易后难。四是必须要有成熟的政治家团体作出重大变革的决定，以保证决策正确和有序实施。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能够制定出一系列正确的决策并从此改变中国的命运，与当时党内有邓小平和其他一些卓越的政治家有极大的关系。他们推动着改革稳步前进、毫不动摇，同时也保证了我国在改革的进程中不出现方向性错误。
（作者为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