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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上期）长期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主任的 郑昕教授在1952年曾经描述过周炳琳 和胡适等人的密切关系：
　　“胡适、傅斯年那样骄傲，自以为‘学问老子天下第一’，但关于学校的 大事在作出决定前都要‘问问枚荪’。”
　　（《北大三反快报》1952年4月23日）长期在北大任经济系主任的赵迺 抟教授对蔡元培、胡适、周炳琳三位先 生的特点有过如下的描述：
　　“我在北大同仁中最佩服三个人： 孑民先生宽宏大度，一代宗师；适之先 生学识渊博，才思敏捷；枚荪先生折冲 尊俎，胆识过人。”
　　北大经济系樊弘教授则认为：“周 先生的辩才是了不起的，我们谁也及 不得他。”
　　日本帝国主义自侵占我东北三省 后，继而又侵占热河省。1935年10月又 扶植汉奸殷汝耕在河北省东部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宣布脱离中国 政府。日本政府还进一步要搞“华北政 权特殊化”，国民党政府成立以宋哲元 为委员长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来满足 日本要求。胡适、周炳琳等坚决反对。
　　“冀察政务委员会”决定于12月9日成 立，当日北平各大学学生游行请愿，沿 途高呼“反对华北自治”、“打倒日本帝 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停止内 战，一致抗日”等口号，游行学生遭到 宋哲元的第29军及警察的木棍、皮鞭、 大刀、水龙头的袭击。北平学生联合会 决定从12月10日起举行总罢课。12月 16日北平学生又展开更大规模的示威 游行，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要求 武装保卫华北，收复东北失地。学生运 动又遭到残酷的镇压，受伤学生达300 多人，被捕20余人。这就是1935年一 二·九运动。在运动中胡适和周炳琳虽 然同情学生的爱国行动，但是反对罢 课。他们一方面设法营救被捕的学生， 另一方面却劝导学生复课。他们经常 在一起商谈和做学生的疏导工作。胡 适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在学校方面， 梦麟先生、周炳琳和我，为了学生罢课 问题和学生南下请愿问题，正在竭力 劝阻挽留。”胡适在12月10日上午到北 大，知道学生要罢课。他写道：“我与梦 麟、枚荪忙了一天，不知能挽救否。”
　　1935年12月30日下午蒋梦麟校长 在北大第三院大礼堂召集全体学生谈 话。“蒋讲毕，请胡适登台……。末由周 炳琳继续讲演，对学生加以劝告，并加 训勉。”（《世界日报》1935年12月31日 第7版）可是北大大多数同学一致拥护 北平市学联的决议继续罢课。蒋梦麟、 周炳琳、胡适等劝导同学们复课，不成 功。又赶到北大校门口劝导同学们上 课。在胡适的日记中对于此事有如下 的记载：
　　“今天（1936年1月4日）为‘复课’ 第一天。早八时，泽涵（江泽涵，北大数 学系教授、主任，胡适夫人江冬秀之 弟）有课，他打电话来说学生组织纠察 队阻挠上课。我匆匆吃了早饭，赶到第 一院（现北京五四大街），见枚荪站在 第一院门口……“枚荪到时，尚未到八点；到八点 尚未打钟，枚荪去问，始知有阻挠。他 命令校役打钟，并劝纠察队不要阻挠。 但纠察队不肯散去，说不敢阻挠同学， 但要劝同学。枚荪说，‘好吧，你们劝他 们不上课，我也来劝他们上课！’“枚荪站在门口，自上午八时直到 下午三时。第一院上课可说是他一人 之功。”
　　“梦麟也到第二院劝散纠察队。我 十点到第二院……”（《胡适日记全编》 第6卷第568—569页）他们未能制止北大学生的罢课， 只好宣布从1月8日起放寒假，北大学 生的反复课斗争终于取得胜利。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 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杨虎城在西 安对蒋介石实行“兵谏”，提出改组南 京政府，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保障 人民集会、结社自由等主张。从1936年 到1937年傅斯年陆续写信给胡适和周 炳琳，向他们通报西安事变和南京政 局。信中称胡适为适之先生，称周炳琳 为枚荪兄，并且要将这些信件“看后焚 之”。1936年4月“冀察政务委员会”与 日本秘密签订“华北防共协定”。宋哲 元的第29军是参加过长城抗战的军 队，在5月30日的干部会议上，军官们 反对脱离中央。胡适在31日晚写了与 宋哲元书的草稿，征求周炳琳的意见 后，以《敬告宋哲元先生》发表：
　　“我们深信，在这个时候，国家的 命运已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候，凡是反 对中华民国的人，凡是有心破坏中华 民国的统一的人，都是存心遗臭万年 的人，我们决不可姑息这种人，必须用 全力扑灭这种卖国求荣的奸人。不如 此的，在今日的汉奸，在中华民族史上 永远是国贼。……熙洽、张景惠、殷汝 耕都没有力量，因为他们都脱离了国 家的立场，所以永远成了汉奸国贼，他 们不能不托庇在敌人的铁蹄之下，做 了受保护的奴才。这些奴才将来都有 在中山墓前铸长跪铁像的资格。我们 这个国家现在虽遭厄运，是决不会灭 亡的。我们不可不明白这一点；一切脱 离国家立场的人，决难逃千万年的遗 臭！”
　　胡适在北平的报刊上写了星期论 文《读经平议》，周炳琳看后认为“有 肉、有骨、并且有刺”。胡适很重视他的 意见，把它记在日记上。
　　1937年，周炳琳出任南京政府教 育部常务次长。5月21日下午离平赴京 履新，这一天胡适又上课又开会，下午 五时半，还和北平各大学院校长一起 赶到前门东车站送行。列车临时改由 永定门车站开行，胡适又和蒋梦麟、樊 际昌（北大课业长）等转往永定门车站 送行。（《北平晨报》1937年5月22日）6月19日胡适到南京，20日上午到 中央政治学校研究部开“出席世界教 育会议代表第一次会议”。下午，周炳 琳和他谈话，晚上又在皇后酒店一起 吃饭。胡适的东京之行因故未走成，21 日回北平。周炳琳早起送他从南京下 关坐轮渡过长江到浦口，一直送上赴 北平的火车。
　　7月7日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在庐 山召开国是“谈话会”。胡适、周炳琳等 均前往参加。在庐山，他们经常在一起 长谈和吃饭，25日“枚荪来谈国事，正 相向感慨”。27日“与枚荪……到惠而 康吃晚饭”。7月28日，胡适下庐山，乘 水上飞机到南京，住在教育部内。这时 南京多次遭到敌机的袭击，有时一天 多达五次。8月18日，胡适与周炳琳等 同到大三元吃晚饭，饭后到后湖。
　　“雇了一只船，荡遍湖中，月已将 圆，光彩绝好。湖上只有我们一只船， 荷花在月光里不很出色，湖水映着月 光，凄清动人。湖中有两处插有标竿， 摇船的女人说，这都是前天丢下炸弹 之处。我们坐了一点多钟的船，上岸又 步行了半点多钟，才离开湖上。枚荪 说：我们真是苦中作乐。”（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