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大学 - 《兰州大学报》
格萨尔学泰斗 王沂暖
2019-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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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王沂暖回家乡教书。1936年，由于日寇的入侵，王沂暖随学校南迁，从华北到武汉等地，最后到达四川，在成都的西陲文化院谋得一份工作。“烽火辽东惊梦断，漂流冀北江南，而今草草又西川”是他当时颠沛流离的动荡生活的写照。西陲文化院有很多藏文文献，为了能够读懂这些文献，从事有关少数民族(尤其是藏族)方面的学术研究，王沂暖开始自学藏文。由于他勤奋好学，刻苦努力，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学会了藏语，并能够阅读和翻译藏文文献。为了收集资料，1940年他和同仁一起到西康的康松寺调研，每天只吃酥油糌粑，由于营养失衡，半年后他们的皮肤都变得灰白，用他自己的话说“真是面无人色了”。1942年他东去重庆北碚的“汉藏教理院”任讲师，从此走上了藏文研究翻译之路。
20世纪40年代，王沂暖参加了我国第一部 《藏汉大辞典》早期蓝本的编写工作，由于王沂暖懂藏语，又深谙佛学和藏文化，从中起了很大作用。这本辞书，经过汉、藏学人的共同努力，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后，引起了藏学界的轰动。
1950年，王沂暖接到北京、吉林和甘肃三地大学的邀请，但他放弃了生活条件优厚的北京和吉林，毅然接受了兰州大学的聘请，从此在大西北扎下了根。因到兰州路途遥远，王沂暖留下妻子在北京照看其他孩子，自己带着两个孩子“启程西上”，辗转西安、长武、泾川、平凉、甘草等地后，终于到达兰州。到兰州已入夜，只得在汽车站留宿一宿，次日兰州大学派骡车接他们到学校。
王沂暖任藏文、汉文副教授，讲授藏文文法、藏文翻译和佛教概论三门课程。佛教概论是新开的课程，没有教材，王沂暖也是初次讲授，他决定一边教书，一边编写教材，百忙之中，终于编出佛教概论教材。王沂暖还编写了藏文文法课程教材，经过后续修改，“业已成书”，而且这是“从未有人编过的”教材。这本教材在他去甘南时，被人烧掉了，王沂暖觉得“真正可惜，以后也无暇再编了。”王沂暖讲课深入浅出，非常受学生欢迎，系主任说他“教课很好，有口皆碑”。
王沂暖来兰大任教是他第一次在大学任教，兰大也开辟了他由藏族古典文献研究转向藏族民间文献研究的道路。在兰大任教两年后，1952年因院系调整，王沂暖调到西北民院任副教授，投身于教学和研究工作长达40余年。正如他自己所言：“四十年间，我如一棵常青之树，一直定居在万山环抱的大河之滨———兰州。”
王沂暖不善辞令，育人中注重身体力行。车得驷曾以“健康的人、简朴的生活”来形容他的日常工作与生活。王沂暖不曾沾染烟酒，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格萨尔翻译、藏学研究和教书育人中。他还注重体育锻炼，85岁以前时常登顶皋兰山。
王沂暖治学严谨，一丝不苟，生活朴素，平易近人，脸上常常挂着亲切和蔼的微笑，胸中总是充溢着学者诗人的激情，给众多学子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正如在他八旬寿辰时几十名学生联名题词中写的那样：“五十余载，辛勤耕耘，诲人不倦。清贫高洁，不为名利，丹心一颗，奉献民族。”在繁忙紧张的工作之余，他还利用业余时间，翻译出版了藏族文学名著《西藏短诗集》《猴鸟的故事》《仓洋嘉措情歌》《玉树藏族民歌选》等书籍及藏戏脚本《顿珠顿月》《智美更登》等多部剧本，为研究藏族的历史、宗教及文学艺术提供了极为宝贵的材料。
对于藏族史诗《格萨尔》，王沂暖更是情有独钟，不仅支持，而且积极投身于《格萨尔》调查团普查、搜集散存于民间的抄本、木刻本工作。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的《格萨尔》汉译工作，不能不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干扰，但他仍我行我素，不顾干扰，立下鸿志要一年一部，直到生命终结才停下译笔。可壮志未酬，即遇上文革十年浩劫，王沂暖被关进牛棚，备受磨难。然而，肉体的摧残，人身的攻击，并没有使他屈服，而藏学研究的中断，却使这位两鬓斑白的老人痛心疾首，长叹不已。
《格萨尔》史诗得到平反后，王沂暖虽已古稀之年，仍像年轻人一样欢喜雀跃，奔走相告，其欣喜程度，远远超过他自己被平反的喜悦，于是他不顾年事已高，更是把全部身心都倾注到这部藏族的伟大史诗上。短短几年间，与助手们合作，共翻译《格萨尔》史诗19部，第一次对《格萨尔》有全面的认识，指出《格萨尔》分章本和分部本的区别，赢得了海内外学界的一片赞誉。
王沂暖还是一名爱国人士。1951年3月，西北局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决定组建中共西北西藏工作委员会，号召动员兰州各大高校的学生参军解放西藏，“来兰大动员的主要目的是看中了边疆语文系的毕业生。”兰大参军的15名学生中，基本上全为边疆语文系藏文组的毕业生，在欢送会上王沂暖异常激动地对学生们说：“西藏再见，你们打前锋，我们随后就到！”王沂暖还是一位著名爱国诗人，在《康导月刊》《笔阵》等报刊上发表了充满爱国激情、反对日本侵略者的诗词作品。
“志岂在温饱，学欲究天人。”是王沂暖一生的写照。无论是战乱动荡的时局，还是“有时吃不上饭”的生计窘迫，都没能阻挡他的学术研究道路，留下了“清白一生之雪泥鸿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