潍坊学院 - 《潍坊学院报》
罕传且倍受康熙赞誉的原刻初印本《佩文韵府》现身
旧时皇宫御用书 今为我校馆藏宝
经考证《清代内府刻书图录》著录之本为翻刻本孟庆进
康熙本原刻与翻刻之论沈文在最后说“此书有翻刻本，岭南潘氏海山仙馆本（海山仙馆本是道光年间的刻本，比较好鉴别，在每卷“韵”的最后有牌记，字画板直且开本比较大）即是。”随后罗列的是几个石印本和排印本。
那么此书当时的刊刻过程如何？在道光本之前还有没有其他刻本？
曹红军先生在《康熙<佩文韵府>的编纂与刊刻过程考》作了详细考证，论证此书在康熙时期刊刻过二次，有康熙五十年武英殿本和康熙五十一年至五十二年扬州书局本（扬州书局本版本年代的正确表述应为刊刻完成时的五十二年）共两个版本；并认为《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应当两种版本并举，指出，只著“康熙五十一至五十二年内府本”，且将北图、北大等在《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善本书目》明确著为五十年所刻者，收入其收藏单位栏中，是将两种版刻混而为一，应是未能亲验原书和不明源流之故。
而翁连溪和潘天桢两位先生则认为，此书据相关史料，确证是边编纂边由武英殿镌版，但只是刻成了一个进呈样本，可能康熙对这个版本不太满意，遂将“进呈宋字写本”颁给曹寅等，设立扬州书局重刻。可以看出，如翁、潘两位先生的意见确立的话，曹先生的关于后世存有两种版本的立论是不成立的，因为这个样本没有出版流通。
造成这种争议的原因，是由于《佩文韵府》在版刻史上确实是很特殊的个例。一般书籍的刊行，都是先编完，再付刻，而此书是边编纂边付刻。康熙对每一条文字都亲自审订，“逐日缮写，进呈预览，乃付梓工。”自武英殿开局始，历时七年，方全书告成。
参与编纂的查慎行在此书告成后，有一道重要奏折《武英局报竣回奏折》，奏折日期为辛卯（康熙五十年）十月初十，折云：
……钦遵臣慎行等伏念编纂此书，首尾今经七载，迁延岁月，仅获报竣，……虽经臣慎行等三人编辑既定，派令缮写，各限页数，每日交收。其进呈写本、发刻宋字本及刻就样本，以暨进呈宋字写本，亦俱分派每日校对，不容推避偷安，亦不令此多彼少，此乃在局人员之常分，何敢言劳。……（2014年浙江古籍出版社《查慎行集》第7册第16页）由上折知，康熙五十年十月，全书告成之时，折中提到的四种样本便同时出现。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在版刻史上也可称为一个绝无仅有的现象。曹文把第二个本子———“发刻宋字本”，当作颁给扬州书局刊刻的底本，而翁、潘两位先生指出是把第四个本子———“进呈宋字写本”作底本，颁给曹寅等组局刊刻，双方对所选底本原因都未作说明。那么到底孰是孰非？我们认为，正确解读存在的这四种样本，就成为解决双方争议的关键所在。
其实这四种样本之间，是有递承逻辑关系的，明白这种递承关系，就知道康熙帝压根就没打算用武英殿刻的这个版子来刷印出版此书。
第一个本子———“进呈写本”，自然是编纂此书成型的第一稿本，也可称为原始稿本；第二个本子———“发刻宋字本”是根据第一稿本用宋体字写样，上呈康熙审查通过，然后由康熙颁发给武英殿刻板的样本；第三个本子———“刻就样本”是根据颁发的宋体字样本，刻板刷印出来的刻本；到此，这个刻板刷印出来的本子，应该就是一个成型无误的刻本了，按照一般的刻印古籍的习惯和规律，直接用这个刻板来刷印若干部即可，但紧随其后的又出来了第四个本子———“进呈宋字写本”，这是为何？
我们分析，如翁、潘两位先生所言，康熙对这个刻本不满意应该是合乎逻辑的。这个“不满意”，一方面或许是由于版刻的字体不够出彩；另一方面，设想一下，边编纂、边校勘、边刻板，其间少不了对书板的挖改填补，况且开始时刻就的书板，到最后一块书板的完工，已历时七年，期间书板堆积一处不可避免的存有变形断板现象，字形亦或有磨损。设若费了七八年的细工夫，结果印出的书，字画锋棱不够爽利，甚至字形缺损，版面也不同程度的邋遢模糊，康熙帝是断不可能用这种书板来印书的。
或许早就考虑到这些非人为的客观因素存在，在前三个样本编纂、刊刻期间，依据“刻就样本”为底本的最后一个“进呈宋字写本”也同时进行着，并最终于康熙五十年十月一起告竣，随后康熙将这个“进呈宋字写本”交付曹寅等一起刊刻。
真如曹文所说是把第二个“发刻宋字本”交付扬州书局，则无法说明与其他三个样本的递承关系，也不符合刻板规律。（连载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