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内容

　　得知著名红学家李希凡同志逝世的消息，心里十分沉重，和几位与李希凡同志接触较多的老山大人在电话里回忆过往，都不胜悼惜。这位被毛泽东同志称赞过的“小人物”，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重要篇章，特别在红学批评史上产生过很大影响，并引发了红学方法论的变革。而他踏实的思想理论基础则是在青岛时期形成的。前些年，李希凡同志多次来青岛，我曾陪他在青岛鱼山路老山大校园里“忆旧”，深深感到他对这块土地的眷恋之情。
　　李希凡1927年生于北京通县。13岁起，为维持基本生活，先后在洋服店当学徒，在印刷厂当童工。少时，即痴迷于武侠小说、民间评书之类，对三国、水浒这类经典了熟于心。1947年，他来到青岛，投靠山东大学任教的赵纪彬教授。
　　赵纪彬是192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著名学者，先后在复旦大学、东北大学、东吴大学任教，因躲避反动当局的迫害，携夫人李慎义（李希凡的姐姐）从苏州来到青岛，在山东大学讲授《哲学概论》等课。来山大前党组织曾找他谈话，“青岛是个孤岛，无退路，不要活动，不要做大报告，只能通过讲课起作用”，并通过王昆伦给他介绍了中纺公司（青岛）刘泓夫妇、毕中杰夫妇（地下党员）。
　　李希凡第一次来到青岛，踏入山大校门，进入赵纪彬的家庭，他如鱼得水，思想学识双丰收。他在《迟到的悼念》一文中，详尽回忆了这段难忘的历史。
　　入校不久，在赵纪彬教授的帮助下，李希凡拿到了一张旁听证，可旁听中文系的全部课程，还可以选择一门外语。按照赵纪彬的意图，他听了杨向奎、丁山、王仲荦、孙思白先生的历史学课程，但兴趣还在文学方面。李希凡回忆说：“1947-1948年，是我学习上最艰难的一年。我不加选择地听中文系的所有课程，不只一年级的，也有二年级的；陆侃如、冯沅君、萧涤非、孙昌熙、刘泮溪先生的课我都听，冯先生的课还是两门。何况当时我已对马克思主义着了迷，大量阅读了马恩列斯原著，也包括最早的《毛泽东文集》《鲁迅全集》，都为我后来上中文系打下了基础。”而李希凡更重要的任务是协助笔录赵纪彬口述的著作，这是一个十分艰难的过程。赵纪彬口述著作经常要引用孔墨老庄等先秦诸子，李也只得跟着去啃《诸子集成》之类。赵纪彬又是马克思主义者，口述中那些导师们的名字和专用名词，他以前连听都没听说过，笔录后再逐词查对，用李希凡的话说，“真是苦坏了我这个初学者”。李希凡的姐姐李慎义在回顾这段岁月时，依然难掩心中的凄楚：“1947年弟弟李希凡来山大旁听，晚间帮助纪彬整理文稿。当时物价飞涨，一位教授薪金只能买一桶美孚油烧饭吃。亏得刘泓留下四百斤大米和三百斤煤补贴过来了。春天，全家动手，在楼后开了一块菜地，青岛土质好，水分适中，各种蔬菜自给有余。再加上毕中杰时常接济，生活也勉强维持下去。尽管如此，纪彬和希凡还要每夜工作到深夜。在两年半时间里，他们校改了《哲学论要》《中国古代儒家哲学思想》《中国思想通史》等书稿。”
　　在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统治下，青岛和全国一样，物价飞涨，人们生活每况愈下，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山东大学进步师生反蒋反内战的热情汹涌澎湃。赵纪彬教授家里经常秘密接待学运骨干和地下工作者，李希凡常为他们站岗放哨，帮助传递信息和散发宣传材料、手抄文件等。青岛解放前夕，赵纪彬上了特务的黑名单，奉命立即从家里暂避出去，李希凡冒险去赵的暂住地为其送衣物、传信息，直到赵纪彬安全去了胶东解放区。在山东大学，李希凡受到深刻的革命洗礼。
　　1949年6月2日青岛解放，赵纪彬随青岛军管会回到山东大学，任校委会副主任兼文学院院长、历史语文研究所所长，不久调往河南工作。李希凡也于1949年夏考入设在济南的华东大学，开始了一段全新的学习生活。
　　华东大学是中共中央华东局直接领导的以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形势教育为主的干部学校（后改由山东分局领导），曾为解放战争和人民政权的建立培养输送了大批干部。李希凡深情地回忆说：“那种穿土布军衣、吃小米干饭或玉米面窝头，有严格纪律的生气勃勃的生活，给了我们深刻的教育和影响。如果说，我们后来能写出一点有战斗性的文字，也是这个时期奠定的基础。”后来，华东大学限于独立办学条件不足，1950年经教育部批准，并入在青岛的山东大学。1951年3月19日，两校师生举行合校成功庆祝大会，华岗同志为合校后的山大校长兼校党委书记。离开青岛不到两年的李希凡，又回到故园，回到了他再熟悉不过的山东大学校园，进入名师云集的中文系。系主任吕荧是著名文艺评论家、美学家，主讲《文艺学》，副主任是著名诗人高兰，陆侃如、冯沅君、萧涤非等教授都曾是他的老师。历史系的杨向奎、童书业等“八马同槽”，对李希凡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入校不久，李希凡即被推为吕荧先生主讲的《文艺学》课代表。
　　合校以后，我受聘任校刊《新山大》专职编辑，并分工联系文科各院系。《新山大》编辑室是中文系学生经常光顾的地方，也是投稿和发表文稿较多的系。在我的记忆中，李希凡很少给《新山大》写稿，只在副刊《新文艺》第三期上与同学郭宏业合作，以《独木难行》为题，写了一个大学生与工人结合的小故事，还在1951年10月校刊“纪念鲁迅逝世十五周年”专刊上写过《青年人亲爱的父亲与导师》的纪念文章。看来他是不喜欢写一般的新闻通讯。但在《文史哲》1951年第四期上却刊出李希凡的署名文章《典型人物的创造》，内容很有新意。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这篇学术论文是由系主任吕荧推荐，并得到华岗校长称赞的。当时，吕荧先生要去北京参加第二次全国文代会，所讲《文艺学》课要暂停一段时间，课程正讲到典型问题，他临行前给同学们留下了作业，要大家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解剖一个文学上的典型，写出自己的学习心得。作为《文艺学》课代表的李希凡，结合自己积累的一些资料和看法，写了一篇学习心得，等吕荧先生回校后和其他同学的学习心得一块交了去。吕荧先生阅后觉得李希凡的这篇学习心得很有见地，稍作修改就交给《文史哲》，华岗校长看了这篇稿子也很称赞。据了解，这是《文史哲》第一次发表学生的文章，李希凡受到很大鼓舞。
　　五十年代初期，学校政治运动接连不断，如思想改造、批判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等等。吕荧先生在《文艺学》教学中，虽力求贯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但仍被有的人认为教学中有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且被《文艺报》点名批评。李希凡、吕家乡作为《文艺学》课代表，在这次文艺思想批判中，也被认为中毒较深，在强大压力下，都分别写了检讨。1952年《文史哲》第八期上李希凡的检讨文章题目为《批判我的教条主义脱离实际文艺学习》。所幸这次“批判”在华岗校长的坚持下，只限于思想领域和“内部讨论”。作为学生的李希凡对教学中若干过时的思想观点勇于说“不”，他曾写过一纸可以叫做“小字报”的意见书，对中国文学史教学中的一些看法提出不同看法，引起该课教师不满。也许，李希凡的批判精神，在学生时期就已孕育了。
　　1953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为适应国家建设需要，李希凡这一届学生提前毕业。他被分配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教师研究班哲学班做研究生。因为专业不对口，情绪有些苦闷、波动，母校山大的老师没有忘记他，鼓励他业余写作，不要放下笔，特别是《文史哲》编辑葛懋春（历史系教师）主动写信问他正在考虑什么问题？在写什么？有文章可寄《文史哲》。李希凡说：“正是在他的热情鼓励下，我修改了在校时写的旧作《略论<水浒传>评价问题》（刊于1954年第四期）；也正是在他的热情鼓励下，我和蓝翎同志商量，将当时找不到地方发表的那篇《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寄去。”这篇文章刊于《文史哲》1954年第九期，也就是这篇文章经毛泽东批示后，从而引发全国性的大讨论。（作者系山大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