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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整风学习资料照片 新华社


　　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把建设学习型政党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提了出来。这无疑是新形势下对处于执政条件的中国共产党的战略要求，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建设学习型政党思想与实践的合理继承和时代发展。
　　建设学习型政党，先从分析“学习”的辞源入手。《辞源》指出，“学”乃“仿效”也，即是获得知识；“习”乃“复习”、“练习”也，即是复习巩固。最早把“学”与“习”联系起来的是孔子，“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已为大家熟知。《礼记》又曰：“鹰仍学习”。《现代汉语词典》对“学习”的解释是“从阅读、听讲、研究、实践中获得知识或技能”。从概念来分析“学习”，其外延是泛指包括动物和人类在内的学习活动。其内涵是指主体与环境的相互作用，经过内化而获得经验并外化为行为表现的活动，即言学习是一种行为活动。而从另一角度讲，学习可以有广义、狭义之分。这里，广义的学习，既学习知识，又学习技能；既学习历史，又学习现实；既学习自然科学，又学习人文科学；既向书本学习，又向实践学习；既讨教于专家，又问计于民众等。狭义的学习，则一般特指学生在学校的学习。显然，广义的学习应为“建设学习型政党”战略任务中的题中之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在广义的学习中生存、成长、壮大、成熟，最终夺取全国政权，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看，重视“学习”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中国共产党首先向实践学习，问计于民众，既研究本国的实践，又借鉴外国的经验。1927年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转入低潮。中共党人纷纷领导城市起义或攻打大城市但均遭失败。之后，大家不约而同地把起义队伍拉到了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进入了创造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新时期。在应对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时，总结出了游击战的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住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举行城市起义或攻打大城市，这是“仿效”苏联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曾经前仆后继。然而，残酷的现实告诉中共党人，在敌强我弱的根本形势下，必须保存实力，保存革命的“星星之火”，才能在未来渐成“燎原之势”。正是客观规律这双无形的手引导着在黑暗中摸索的中共党人，逐步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革命形势和国情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的新道路。这条新道路的开辟和对新道路理论的概括与总结，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第一次历史性结合，初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奠定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坚实基础。抗战时期，更是打破常规地把游击战争提高到了战略地位，使革命力量发展壮大起来。这正应了“实践出真知”那句话。
　　中国共产党不断强调理论学习。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党内最爱“学习”的人。1929年11月28日，他写信给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李立三：“我知识饥荒到十分，请你时常寄书报给我”。1936年9月11日他在写给彭德怀、刘晓、李富春等的信中，表示了同意“组织流动图书馆”的意愿。希望能从次日“即开始寄第一次书十本，先交富春，停三天转寄彭刘，停一星期”。为使图书真正“流动”起来，要求“各同志务须按时寄回，以免散失”，并在“以后将一星期或十天寄一次”。在红军打下福建漳州的时候，毛泽东要人从漳州的图书馆运了两批书回去。在这些书里有两本书：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毛泽东读过之后感慨万千，马上推荐给彭德怀读，而且还给彭德怀写了一个条子，其中说到要是在大革命的时候读到这本书，我们就不会犯错误。全国解放前夕，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总结报告中指出：“我们比较缺乏的是马、恩、列、斯的理论，我们党的理论水平低”，他提出“应当在全中国全世界很好地宣传马、恩、列、斯关于唯物主义、关于党和国家的学说，宣传他们的政治经济学等等”。七届二中全会要求党的干部“三年之内必须看一遍到两遍”十二本马列著作，“宣传马克思主义，提高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在学习问题上“应当有共同的认识”。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展了深入持久的干部学习运动。中央红军到达延安以后，为了进一步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1938年10月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向全党发出开展学习竞赛号召，到1942年2月整风运动全面发动后转入整风学习为止，在延安开展了一场“包括党、政、军、民、学的民众团体中的工作干部和学校里的工作干部都在内”的所有在职干部学习运动。毛泽东说：“我们的任务，是在领导一个四万万五千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着空前的历史斗争。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为此，他号召大家“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1938年12月13日，他在中央组织部召开的延安党政军民团体检查工作的干部会议上讲话时说：“加紧学习，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运动及中国历史，从中央委员会各级干部研究较高深的理论起，一直到各机关事务人员学习文化为止”，并要求把学习作为检查干部工作的重要内容。同年12月25日，延安《新中华报》根据毛泽东讲话精神，发表《一刻也不要放松了学习》的社论，指出：“今天我们是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里，是中国历史转变的关键要在这个空前的历史战争中，求得自己的生存，我们必须努力学习。”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提出了改造干部学习的三点建议：“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为学习运动指明了正确的方向。与此同时，在延安那么一个只有几万人的边陲小镇，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党人办了20多所学校，从艺术学院、妇女学院，到青年干部学院，再到民族干部学院等，一应俱全。通过学习运动，使各级各类干部不仅学到了理论、文化和技术，更重要的是确立了重视学习的理念，养成了学习的习惯，提高了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与本领，所有这些都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重要而长久的影响。
　　具备学习作风和学习能力，成为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重大区别，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两种命运两个前途决战中国共两党的胜负。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曾经两次合作，两次走向分裂。1945年至1949年国共两党的生死较量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和国民党的失败。
　　人们在对比总结共产党胜利和国民党失败的原因时，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国际等诸多方面，却少有人提到，中国共产党较之国民党更具学习习惯和学习能力。以国共两党的土地政策为例，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的各个时期不断调整土地改革政策，即使在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政策也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尤其是1947年10月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提出“平分土地”的政策后，又针对实际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中间不动两头平”，容许中农保有较平均水平为高的土地，最大限度地保护了中农的利益，从而赢得最广泛的支持。反观国民党，自1927年建立南京政权，虽承袭了孙中山提出的“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主张，也提出若干解决土地问题的政策，如减免田赋并实行“二五减租”等，但政策一成不变，且多停留在纸面上，直至1949年兵败大陆。
　　综上所述，重视学习并善于学习已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优良品格。通过学习，使中国共产党成为今天坚持与时俱进，不断推动理论创新的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今天实施建设学习型政党的重大战略任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从胜利走向辉煌。
　　 （作者为北大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