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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4月30日，美院师生共同为90岁高龄的周令钊先生祝寿（宋曼青 摄）

周令钊，1919年5月2日出生于湖南省平江县。1948年应徐悲鸿先生聘请，任教于国立北平艺专（1950年改名中央美术学院），先后在实用美术系、版画系、壁画系任教。周令钊被誉为“国家名片、国家形象设计师”“公共艺术先驱者”，1949年至1987年，主笔创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天安门城楼毛主席画像、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政协会徽、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旗等设计；主笔设计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旗、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担任新中国成立后第二套、第三套、第四套人民币票面整体美术设计；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等数套邮票设计；为乡镇到国家设计创作多幅壁画。

国立北平艺专任教

1945年8月抗战结束了，我离开缅甸，和弟弟妹妹们经昆明到广州，母亲和生病的哥哥也从重庆来到了广州，在那里度过了一段小聚的日子。为了供养母亲及兄长，我在中国电影院画电影海报，也去香港大中华电影制片厂负责了半年的舞台美术设计。后来，我经长沙去武汉，给演剧六队创作了一段舞美，遇见北京演剧二队的人，又和他们经武汉去上海转道北京，在上海我去看田汉，他让我顶替王琦去上海育才学校美术组任教。

1948年，冯法祀带着徐悲鸿先生的聘书找到了我，徐悲鸿先生聘请我去国立北平艺专实用美术系任教，还因为我抗战时期的表现与经验直接聘为讲师。在我任教的第一届学生里，我遇见了陈若菊，1949年7月1日，徐悲鸿先生为我和陈若菊做了证婚人，在他家的院子里举行了仪式，结为夫妻。

我进入国立北平艺专时是在图案科，黄养辉是教务主任，侯一民是党支部书记，他介绍我进了党训班学习，学习完后我便提出了入党。

北平解放，国立北平艺专改名为中央美术学院，徐悲鸿先生任院长，解放区来的江丰同志任书记。开国大典毛主席画像任务布置下来后，江丰同志找到我，我们一起去天安门做了实地考察，商量主席像放在天安门的位置与大小，之后反馈给开国大典庆典活动主持机构。后来，这些年总有人问，怎么放着油画系的教员不用，让我这做设计的人去画呢？一来那个时代做设计的人没有电脑等辅助器械，也需要较强的绘画基础。再有，我想可能是在抗战期间我在演剧队做舞台设计需要放大、画街头大招贴画也需要放大，我有画大画的经验。画主席像和一般绘画创作有所区别，我是拿着毛主席的照片等比例打格放大，实用性强，画出来也更像。我将选定的毛主席照片用方格放大：先把小照片打满正方形的小格，然后画一幅大约40厘米×50厘米的小色彩稿，再在小稿上打格，然后再放大画。因为当时天安门上还没有挂过毛主席像那么大的室外画像，也不知道用什么材料最合适。我担心普通挂着画布遇风会晃动、遇雨会腐蚀，于是先在一个木框子上钉上木板，然后再包上一层马口铁，我就是在那个马口铁上头画的，那会儿还没有丙烯，用的就是油画颜料。最终在天安门城楼上室外的东墙下把个十来公分大小的照片放大到高6米、宽4.6米的画板上，需要放大40余倍。这是我在1949年画的第三幅较大的毛主席像，第一幅是为国会街北平地下党公开大会而画，第二幅是1949年4月所画六国饭店的国共和谈会场的毛主席像。

为新中国设计

新中国成立后，我又设计了团旗，并参与了国徽、政协会徽、队旗设计。第一次团代会在中央美术学院的礼堂举行，但是还没有团旗，于是相关同志找到我设计团旗。我先询问了共青团的概念，他说就是全国青年围绕在党中央周围，当时我就有了想法：五角星代表中国共产党，用一个圈围绕五角星代表青年围绕共产党。这个想法当即得到相关单位的肯定，认为这个既清楚又简练。当时除了我的设计，还有其他方案，毛主席、周总理还有刘少奇同志都来看了，在我的设计稿上批了“我认为这个最好”“我同意这个”……于是我的方案就成了最终方案。

国徽设计是集体设计，那时候主要的设计小组有清华大学建筑系设计小组以及张仃、张光宇和我为主的中央美院设计小组。当时张仃、张光宇想的是“中间一颗五角星，两边是麦穗，底部是天安门”，我觉得五角星和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挺像，没有特殊性，于是建议将五角星改成国旗，即五星红旗，五星红旗和天安门。当时清华大学建筑系负责设计的是玉璧，意为还政于民，一个圆圈中间是五角星，加上点子装饰。最终采纳的设计方案就是中央美院的方案，最后的浮雕成型由清华大学的高庄老师完成，他也是我在武昌艺专时的老师。

我还参与了第二、三、四套人民币的设计。第二套是我和罗工柳设计；由于工作量大，第三套时设计队伍扩大了，专家组是罗公柳、我、陈若菊和侯一民、邓澍五人；第四套是体现各民族大团结，我们是集体设计，基本上就是几个人一起碰思路，再由一个人主笔完成。如我担任人民币票面整体构图设计，确定人物、景物、文字、花鸟图案的大小位置及大致色彩效果；侯一民、邓澍是油画家，写实基础强，担任人物和风景的绘画创作；陈若菊是图案专家，币面的花鸟图案由她选择或创作。

当时第二套人民币的主导思路，中央的要求就是要具有中国特色，体现祖国山水，具体落实由我们这个设计组完成。因为当时罗工柳正在莫斯科上学，于是主要由我主笔，他提出建议，我当时担任票面总体设计，因为涉及机密，我就住在北京印钞厂。为了搜集更多的图案，尤其是代表民族的、传统的图案，我还前往云冈石窟，参考那里的图案。也跟着张作栋去武汉长江大桥画写生。设计完成后再由领导确定相关细节，比如五十元面额的民族群像，画哪些民族、民族间的排位，这些需要民委确定；一角面额的拖拉机，虽然当时的情况是我国普遍使用捷克的拖拉机，但是到人民币上就得考虑民族性，这些都需要由相关部门确定。

中央美术学院党委宣传部部长 秦建平/采访

中央美术学院党委宣传部 吴琼/整理

周令钊 《美院王府井校园U字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