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昆玉河畔，一座居民楼简陋的小两居室的小小客厅，近年来，每个星期五的傍晚，总有一群好学的年轻人相约各自下班后去与何光荣先生（字蒙山）相会，看望他老人家，也向他讨教学习传统经典文化的一切问题。
“老夫聊发少年狂呢！”这位九十五岁高龄的老先生正神采奕奕，望着身边围坐的这一群素昧平生的青年，“心性情么，大家都可以讲一讲”。老人情不自禁地演说起自己半个多世纪得来的学问体会，又不厌其烦，三番五次劝说大家要抓紧当下的人生美好时光，多读经典，参悟人生，争取为国家民族多做贡献。每当回忆起二十多年来跟老先生的交往与讨教，我总会意识到，自20世纪90年代终于铸成《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10月），深得知交好评，何老学问愈发精进，如石投水，波澜渐生，而他身边的受益学人后生，也日见其广矣。
一九八七年的秋天，我大学毕业刚从老家来到北京工作，所幸遇见的第一位尊长学者便是他，何光荣先生。记得当时何老已近退休之年，后来又听说他老人家是1949年前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当享受离休的待遇，晚几年才会退休，由此也便多得了几年与他同一个教研室参加工作的机会，得见到他恭敬小楷书写讲稿的风范，听到他对年轻一代逢人便讲的“要抓紧时间多读点经典”的言教，却不知其时，他正处于自错划为右派以来又一人生苦闷时期，在“文革”后“比较左的氛围”中，在“本想做点事，却怎么也让你做不成”的无奈中，老人家悄悄地用着功，这便是在于北辰老院长的关怀下，私底下反复酝酿着且精心编撰着《中国古代教育哲学》，终于获得老院长给予的“语言简明，逻辑严密”之好评。针对当时学界普遍缺乏“中国学术思想体系”共识的困惑，何老经宋明理学的门径，率先从教育理论上建立起独特的中华哲学体系，就此探索，今天看来，正可谓是先期打造出一部“创造性转化”的传统文化巨著，中国教育哲学的时代新作，以至于抱定宏传中华大道，“一生只为这一件事而来”“没有功夫去写评职称所要求的那些个文章”，而这，又令多少人为他“身逢盛世而名不闻焉”感觉到一种莫名的憾然。
《中国古代教育哲学》以小楷书写的传统著书方式，终于面世于一九九七年的秋天。金秋盛开教育花。在传统文化伟大复兴的时代前期，籍一己之力，耗半个世纪的性命，何老终于在二十年前，书就天命之华章，绽放了中华文化参天大树上一支思想的奇葩。
“这是用我们自己的话，来告诉世人，我们中华固有的教育理论。这样的写作，没有第二本书！”何老见到认真读书的晚生，总会严肃认真的说明，自己的这部著作出版前专门给一位延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教育家于北辰先生看过，“当时他还在医院疗养，看完书稿，评价讲：语言简明，逻辑严密。”当笔者说出，今天后辈学人多又能读出这部形式独特学术亏待的一大显著特点即“史料详实，文白相映”，“是这样的么？”老人家脸上浮现出赤子般欢悦的笑意。是啊，当年老人家私淑梁漱溟先生，秉承陈友松先生的教诲，追忆老北大谢麟先生的启发，诚如他在该著《跋》中述及，都在自己的这部心血之作中，转化成思想之花的浓郁芬芳，“你知道吧，如佳酿之酶药，只要认真读书，总能得此品味！”老先生这句话，令我常觉惶然处，“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多少朋友在这部新经典的“古色古香”面目下畏而退却下来，即便有幸得到宝书而也只好是束之高阁，“读与不读姑且不论，赞叹之余不过但求拥有罢了”，这种托辞，经欧风西雨再世异时移，多少令人觉得有了些道理，然而其实，这竟也就是多年来老先生心中常存的一大隐忧。
“今天的学风，是不是问题不小呢？”大约四五年前，老先生似乎感觉到了，常在身边请益的我，也是一“爱书而不好学究”的庸夫，便主动讨论起当下学风的问题。老先生所批评的“望文生义，一知半解，断章取义，华而不实，以偏概全，哗众取宠，无理狡辩，人云亦云”等恶劣风气，恐怕会让我等书生感觉赧颜。依了老先生的主张，又如何呢？一次在电话中他说：“文章不写一句空”啊，非得“板凳须坐十年冷”不可也！
于是我知道了先生何以能够做到：从一九七零年代以来，竭诚尽心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萃菁，以发蒙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读书世家身具书法“童子功夫”的历史文化传统优势力量，尽力锤炼儒家心性学问，弘教中华大道思想，以“蒙山经史书教”之独特方式，抄写四书、十三经（今已有出版社开始专书出版），积数千幅儒道学问书教作品，供中小学及民间教育机构举办专题展览。先生半个多世纪保持书生本色，一心向学，特立独行，精益求精，践行儒家学统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矣，身边人常叹没见如此用功的长者，实在堪称时代学习的典范！而读解《中国古代教育哲学》这部独特的学术专著，又究竟会有怎样的收获？（待续）
国家开放大学 石知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