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大学 - 《兰州大学报》
哲学家 刘文英
2018-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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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英（1939—2005），陕西乾县人，哲学家。196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1962年至1992年在兰州大学工作，曾任兰州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兰州大学哲学系主任。1993年调入南开大学哲学系，为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先后兼任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国际中国哲学会华北地区学术顾问等多项学术团体职务。曾获得天津市特等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等荣誉。
刘文英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把自己的一生都贡献给了教学科研、教书育人的事业。他为人恬淡达观，严于律己，乐于助人；既沉潜质朴又创新奋进，既是严谨刚直、勤勉忠敬、在研究领域独领风骚的杰出学术带头人，更是德业双馨、宽和敦厚、深受后辈学人爱戴的蔼蔼长者。他是经师，更是人师，不仅在学术上严格要求学生、引导学生，而且悉心呵护学生，全面关心学生们的生活、学习与思想，对学生的全面成长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即使在辞世前不久的病床上，他也依然还在念念关心着学生的论文写作与答辩事宜。在四十多年的教师生涯中，刘文英先生在人才培养方面同样取得了卓著的成绩。在他逝世后，学者周德丰还回忆了刘文英对他学术和人生成长产生的深刻影响，并以他的经历鼓励学生多读书，勤写作，潜心治学。此外，刘文英是国内外学界享有盛誉的著名哲学家，在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精神观和思维特征等研究方面，取得了卓越的学术成就。
刘文英的突出成就之一就是主要针对弗洛伊德释梦理论提出了一个“中国人的新梦说”。刘文英对意识、潜意识以及梦的研究，所著的《梦的迷信与梦的探索》一书，清理了几千年梦的迷信，总结了中国古代梦说的杰出成就，不仅填补了中国梦说史上的空白，具有极高原创性，而且修正了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在梦学理论方面的原则性错误，提出了一个具有深厚的中国哲学资源背景文化底蕴的“中国人的新梦说”，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被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誉为“中国人的胜利”。
1966年出版的《漫长的历史源头———原始思维与原始文化新探》一书是刘文英先生另一突出的具有原创性意义的学术著作。面对原始思维与原始文化研究这一让人望而却步的研究课题，刘文英先生以“综合集成”方法论为指导，综合运用多学科的资料与方法，把石器工具作为原始人思维活动外化的客观成果，以其制作方式分为“意象—动作”运作阶段、“意象—意象”运作阶段和“意象—概念”运作阶段，并把三个阶段划分为意象混沌、意象联想、意象推演、意象构建、意象符号以及简单概念的不同水平，成功地还原了原始思维过程，从而以一条独创性的研究道路，填补了人类思维发生过程研究中的空白。在此基础上，他仔细清理和辨析了西方原始思维研究中几乎所有代表性学派的主要观点，同西方学者展开了全面的对话，在一个极为艰深、前沿而又重大的领域做出了真正超迈前人的、独创性的重要理论贡献，被誉为“用东西方‘两只眼睛’进行思想探源的学者”。
刘文英能够取得引人注目的学术成就，是与他的治学态度、研究方法和哲学追求紧密相连、融为一体的。他的职业是讲授中国哲学史的一名教师，在其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一书中，他亲笔写的《导言》开篇即讲：中国哲学是中国文化的产物，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创造……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为什么能创造出灿烂辉煌、气势恢宏的东方文明？为什么在饱经忧患和屡遭挫折之后，能够不断自我更新，走向胜利，仍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当然是因为中华民族有一种‘自强不息’的毅力与意志，有一种‘厚德载物’的胸怀和气魄。然而，这种伟大的民族精神，只有通过中国哲学的提炼、集中、加工和理论化，才能从感性上升到理性，从自发变为自觉，从而成为一种强大的、经久不衰的精神力量。”这就是哲学之“道”。从刘文英先生的话里，我们看到与宋朝哲人张载的《横渠语录》中一样的精神：“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刘文英先生治学的方法有其独特的见解。他在《中国古代的时空观念》的《自序》中写到：“我认为，哲学史是哲学的历史，哲学重在思辨论理，而历史必须脉络清楚，再由源及流，从而系统地考察这种观念的产生和发展，全面地展开它所涉及的诸多方面。这样不但使人们能够更深刻地总结哲学思维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而且真正能够提高人们现代思维水平。”他的哲学研究能够拓展出许多新领域新天地，因为他寻求一种共通的本质性方法使之在学术研究中能够综合集成，触类旁通，又能探微显幽，别出新路。
由于刘文英卓著的学术成就，他的有关著作先后获全国光明杯优秀学术著作一等奖一次、教育部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二次、国家社科基金优秀成果二等奖一次、省部级一等奖二次，并被译为英、日、韩等多种外文，在国外广为传布，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赢得了包括西方学者在内的国内外学界同仁的赞佩和敬重，为中国学界争得了荣誉，为推进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和世界化，为繁荣和发展我国哲学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