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大学 - 《山东大学报》
莫笑农家腊酒浑：千杯未醉
作者：范学辉
山东人好喝酒，早已天下闻名，胶东人在酒场上的名声，似乎尤其大。
其实，胶东人酒量大，仅仅是个酒场传说而已。肯定有能喝的，也有不能喝的。只是胶东人喝酒实在，酒德甚佳，不会藏着掖着，更不会什么后发制人；再加上多数天性豪爽，“酒逢知己千杯少”嘛，于是就落下了“胶东人酒量大”的名声。当然，无论古代的《水浒传》，还是当代的《红高粱》，里面对山东人、胶东人豪饮的描写很多，对此的推动作用也是“功不可没”的。
“你是胶东人啊，那肯定海量喽！OK，多干一杯！”在和省内省外的朋友们一起小酌之时，只要大家知道我是胶东人，此类酒场上的高帽子随即就能飞来好几顶。于是乎，我喜滋滋地大喝一顿，不一会就趴下了，朋友们倒是个个面不改色。
我的家乡枣林，是栖霞县亭口镇的一个小山村。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山村，各家各户都不宽裕。但山村的民风纯朴，乡亲们十分好客，也好面子，只要有客人上门，总是要割点肉，炒个菜，喝喝酒。至于盖房、娶亲、添丁等喜事，还有逢年过节，酒更是绝对不可缺的。喜事，都要大摆酒宴，赴宴称“坐席”。最盛大的喜宴是婚宴，乡亲们称之为“十大碗”席。再就是高考录取，在当地也算个大喜事。我1988年被山东大学录取，接到录取通知书之后，村里的亲戚包括堂叔、表舅们都轮流宴请。浓浓的亲情，现在想来依然十分感动。节日，最热闹的当然是正月，家乡的规矩，初二到十五是走亲戚的时间，亲戚们上门来，要带拜年礼物（一般是几只大饽饽），主人家则要摆酒款待。正月十五过后，同村兄弟、堂兄弟们还有较近的本家兄弟们，还要轮流坐东宴请。整个正月，父老乡亲们煎炒烹炸，亲友兄弟推杯换盏，其乐融融。
我一直怀疑，好客也罢，节庆规矩也罢，不外是乡亲们找个喝酒的引子罢了。好喝上几杯，的确是很多胶东爷们的日常习惯。我小时候亲眼看到，村里人家的窗台边上，都有盖着酒盅的一瓶酒，那是万万不会少的必备品。胶东人的窗台连着土炕，饭桌都摆在土炕上，在饭桌上一伸手就能够着窗台上的酒瓶。不管有没有下酒菜肴，哪怕只是一块灰豆腐干，一头腌糖蒜，一碟炸花生米，起码在每天吃晚饭的时候，老少爷们都要自己喝上它几杯，主要是为了解乏。以胶东生活为背景的《红高粱》，其中就有歌唱道：“喝了咱的酒啊，滋阴壮阳睡不愁。”当时农活的累人程度，是现在城里人所不可想象的。中午，也有喝的。一天三顿喝的，也不罕见，但这在当地属于“酒鬼”的范畴了，会被村民们瞧不起。
当时的胶东山村，乡亲们喝的酒，都是白酒。最为乡亲们推重的白酒，自然是国酒茅台。唯一能与之相提并论的，就是中华牌香烟。但对乡亲们来说，茅台也就是个遥远的传说而已。我1995年开始在原山东工业大学工作，每年过年回家，都要给老人们买上一瓶茅台，当时已经是一瓶200多元钱了。老人们舍不得自己喝，都留着除夕、正月时，与来拜年的亲戚们一起尝尝。我偶尔带一瓶五粮液回去，老人们就不大认，时常会问：“这能赶上茅台吗？”尝尝之后，往往还会说上一句：“还是不如茅台好。”
村里乡亲们所喝的白酒，开始都是栖霞县酒厂出的62度的地瓜干酒，乡亲们称之为“老白干”。老白干，又分为散装和瓶装两种。瓶装的，上面印着“栖霞白干”的商标；散装的，就无所谓了。村里供销社把散酒装在几个酒瓮里，卖时用一斤、半斤或二两的酒流子来打酒。62度的白干酒，最大的特点是划根火柴就能点着。望着蓝荧荧的火苗，小时候的我常替喝酒的大人们担心，“这酒要是在肚子里着起火来，可怎么得了啊？”大人们怕小孩子过早学着喝酒，也故意讲一些因喝酒过量被烧死了之类的传闻，以此来吓唬孩子们。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村里流行过一阵东北二锅头和五加皮，但只是一阵风就过去了。真正流行时间长的是米香曲酒。米香曲酒，是广州军区赤坎农场出产的一种塑盖50度浓香型小曲白酒。乡亲们对其极度青睐，在七八年间吧，几乎达到了无米香曲酒不成席的程度。再后来，就是沱牌曲酒。沱牌曲酒是四川遂宁出产的一种52度浓香型大曲酒，它一度取代了米香曲酒的地位，但时间并不长。很快，白酒的牌子就多起来，也杂起来了。那种家家米香曲酒的盛况，应该是永远不会再有了。现在乡亲们常喝的，主要是烟台出产的烟台古酿（被戏称为“烟台姑娘”），还有栖霞（原栖霞县酒厂）出产的白洋河。
回头想想，能够在当时的胶东山村畅销起来的白酒，必须具备两条：一是价格实惠。栖霞散酒白干，乡亲们主要是用地瓜干去换，根本不用花钱；瓶装的，一瓶也就几毛钱。米香曲酒、沱牌曲酒，也都是一块钱多点而已。景芝白干，当然是好酒、名酒，因为至少要一块五还多，乡亲们就舍不得常买。二是酒的度数得高，老白干酒，62度；米香曲酒，50度；沱牌曲酒，52度。我1988年来山东大学上学，济南市场上流行的是兰陵二曲和大曲，二曲八毛多，大曲一块多一瓶。当时我们宿舍七个人，周末喝酒，一会就能干掉六瓶二曲，几乎是手把瓶了。但在那时的胶东地区，几乎看不到兰陵酒，原因应该就是它的度数在50度以下。在胶东人眼里，度数低的白酒不是好白酒。
七八十年代之际，还完全没有假酒的概念，至多是供销社售货员偷喝了点，为了抹账，就会往酒瓮里兑上点白开水。八十年代末就不行了，假酒一度十分猖獗。记得很有名的汾酒，在胶东就彻底倒过牌子。2000年之后，情况就要好许多了。但茅台还是不行，过年回家时带瓶茅台，乡亲们首先就会问：“这是真货吗？”连着尴尬了几次，后来听说市面上茅台的确真货不多。我也就改为买洋河大曲、一品景芝等略高档一点的酒。
啤酒，印象中在乡村出现得似乎挺晚，大致是1988年前后，才开始有“汪牌”和“烟台”两个牌子的啤酒。但在很长时间内并不大受乡亲们的欢迎。现在的情况当然不一样了，青岛啤酒在村里，尤其在年轻人中间，早已流行起来了。胶东是红酒之乡，烟台有著名的红酒品牌“张裕”。不过，村民们当时不大喝红酒，也就是白兰地要略多一些，但乡亲们常说白兰地很容易醉人。
胶东人好劝酒，也是酒场上的一大传说。一个老段子是：胶东人一手举杯，嘴里吆喝着：“干了干了，不喝你伙计瞧不起我。”更活灵活现的说法是：胶东人端起酒杯：“怎么，不喝？看我捏鼻子灌你小子！”这真是如《水浒传》歌里唱的“生死之交一碗酒”。如此林林种种，其实是以讹传讹的谣诼。胶东人豪爽不假，但大多是厚道人，酒场上也不以言辞见长。顶多时常打打“悲情”牌：一仰脖“我先干为敬啊，你们各位随意喝”，很含蓄的以柔克刚式的。
当年的胶东山村乡亲们，朴实率真，能说会道的没几个。据我耳闻目睹，劝酒时嘴边常说的，不外是赵本山大叔那句老词——“各位吃好喝好啊”，颠三倒四、反反复复，如此而已。在喝酒之前，通常是宾主开门见山，协商定下喝酒的数量，喝个顺（6杯）、发（8杯），还是美（10杯）。定好之后，就照章办事，主人也不大劝酒，只是会点数：第一盅、第二盅……喝干一盅，再倒满一盅。宾主都很实在，略微耍奸耍滑的，也就是在端酒时故意洒上几滴。当酒过三巡之时，主人家的长辈就要上来劝酒了，再干上一杯是必不可少的；忙碌做菜的主妇，还有主人家的小朋友，时常也会来敬酒。客人则要回敬长辈和主妇。如此往来，一番下来，就又多出个三五盅了。
那时候乡亲们喝酒，都用大瓷酒盅子，大的有九钱，小的是五钱、三钱。仅以五钱盅而论，十盅就是半斤多的白酒。一会功夫，半斤多白酒就喝下去了。喝了酒，难免经常有醉酒的。每逢正月，在路上经常遇到脚步踉跄的行人。刚上大学那年，我血气方刚，寒假一回家就和老同学们大喝起来，在兴头上，七八两东北高粱酒，很自然地就趴下了。转过年来的正月初二，又和大表舅较劲喝起来了。我们俩每人喝下一瓶五加皮，结果晕晕糊糊跑到河边走了半天，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去的。
在我的记忆里，九十年代之后，村里的酒风就开始淡了许多，这主要是因为妇女地位的提高吧。喝酒，主要是男人在喝，但炒菜、做饭都得主妇们去做，忙得根本没有时间上桌。吃完了，碗筷还得主妇们去收拾、洗刷，能一直忙活上大半天。所以，很多主妇极其厌恶迎来送往，以各种的理由加以拒绝。男人们要再喝醉了酒，不用说，女人会更加讨厌。我母亲就一直坚定地反对父亲喝酒，她还联合几位妯娌，干脆把本家堂兄弟们正月互相宴请的规矩给废了。兄弟们之间的聚会少了，亲情难免就淡了，矛盾反而多起来了，后来就发生了很多令人痛心的很不愉快的事情，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我父亲后来真戒酒了，可这是因为他的身体健康不允许了……
不管怎么说，乡村里的浓郁酒风散去了，对个人的身体健康、对家庭和睦都有好处，毕竟算是一个进步的好事。但是酒风散去了，村子似乎也将要随之散去了似的……如今回老家过年的时候，时常忆起小学时学过的课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耳边回响起鲁迅先生的老师所念叨的：“铁如意，指挥倜傥，一座皆惊呢；金叵罗，颠倒淋漓噫，千杯未醉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