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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1956年，也就是新中国成立的第八年，五十四岁的沈从文被增选为全国政协委员。是年底，他随政协考察团来到了长沙。在这里，他参观了烈士公园、省博物馆、开福寺、岳麓山以及山下的几所大学，并对长沙的市容进行了考察。短短17天中，沈从文给北京的妻子张兆和写了五封信，将自己在长沙的所见所闻进行了描述。这些描述仿佛是画家用笔“写生”一般，绚丽多彩，形象生动。
　　在烈士公园款款而行，从文先生发现“新公园大而好，菊花有若千万盆”，“正是秋高气爽，菊花盛开时，来人更加见得活泼。孩子们成队成群的在里边嚷嚷叫叫，十分兴奋”，“公园气派大，在所见许多公园中，算得是一个好公园”。博物馆“在公园里边”，“每天也有上千人到四五千人参观”，博物馆“不怎么大，初办，待改善处多”。
　　紧接着，他又考察了开福寺，寺内“有百十尼姑在织帐罗！这倒是自古有之。讲红绸史，古代越罗婺罗都是女姑子织的，在历史上十分著名”。寺“庙极大，将来还要发展”。“一位约三十四五岁，穿得干干净净，充满了人情味的尼姑，告诉我们生产情况，工作情况，极有兴味”。寺内“还有过万册佛经，搁到新柜子中，等待佛教协会招待外国和尚时看看。另有上万佛经搁在楼上无人看。至于尼姑念的经书，不过三几种。总而言之，是很有趣味的一个新型大庙”。
　　几天之后，沈从文和其他政协委员坐船横渡湘江，到湖南师范学院“看历史教学材料，在那里吃饭。饭后和朋友上山到蔡锷墓、白鹤泉等处看了一下午”，“山比云南西山小些，可是丘壑树木好，面临湘江，气象还开阔些”。“江边很动人，真可说是‘帆樯如林’”。
　　缓缓下山的从文先生来到了由湖南大学改名为中南土木建筑学院的校园之中。他看到此处“条件极好，一切都像在画中或梦中。学校在山腰，树木也极多，宿舍一所所在田野中，垂柳萧疏，景物清极。孩子们多长得极活泼。山上树木有三四人才抱得住的，到处是鲜红如血的枫叶，这些枫树也高到十丈以上，整个山中是这种大树，你想想看多好！”不过，他也提到了“学校和都市完全脱离，有些知识可能也就永远得不到了。教员生活简单如隐士，长久也不是办法”。显而易见，他是主张学校必须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
　　长沙的市容，在从文先生眼中也是美好的。“天气极明朗，空气湿润润的，许多树叶还绿绿的，芭蕉叶也长得很好”，“阳光下一片片白墙黑瓦，给人印象很深”，“市面不大，却相当热闹”，仍“有古风或蛮风”，“布店或其他铺子生意都相当好”，“到处是新房子，一切在建设中”。
　　从文先生对长沙的交通工具和交通状况也很感兴趣，而且观察得很仔细。比如三轮车，“做得讲究如汽车，拉车人总是先为你算好路程价值，开票等等手续做完后，才从容上车。全市只五十多部，所以坐上去是件时髦事情”，“公共汽车人又过于拥挤”，“大致半点钟才过一部，挤得如腌酸菜，比煮饺子还紧一些”。至于河东河西的往返“必经轮渡，小气轮能容三百人左右”。从文先生还饶有兴致地写了他在公共汽车和过江轮船上的所见所闻，比如“在公共汽车上的大学男女生，在车上打打闹闹，大嚷大呼，不断的听女的说‘鬼呀’，照例是被男的说了一句笑话时，女的不平，把‘你这短命鬼’五字压缩，脱口而出，也是一种健康快乐的表现”。
　　十多天的长沙之行无疑给从文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无限感慨地说：“长沙和二十年前旧的一切对照，则明显是两个时代了”。时光驹逝，如今的长沙，与从文先生当年笔底的长沙对照，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老人家要是能够活到今天，深信他的长沙“写生”一定会更清新，更灿烂，更丰富，更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