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继柏,男,1942年出生,湖南省石门县人,中共党员。第三届国医大师。湖南中医药大学教授,主任医师,广州中医药大学聘为博士生导师。湖南省第一届名中医,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特聘学术顾问、终身教授,湖南省保健委员会医疗会诊核心专家。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第四、第五、第六批指导老师,国家名医工作室导师。中华中医药学会内经学分会顾问,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青年中医培养委员会顾问,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慢病管理委员会顾问,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古代经典名方临床研究专业委员会第一届理事会名誉会长,香港浸会大学荣誉教授。
应《名老中医之路》主编相邀,谈谈我的医学成长之路。
1942年,我出生于湖南省石门县的山区农村。过来人都知道,当时之中国处在风雨飘摇之际,“困苦和艰难”是千万中国家庭的共同写照,而我的学医之路也正是在此背景下开始的。幸运的是,党和国家多年来百折不挠、砥砺前行,总算是让我等中医人迎来了事业发展的大好时期,等到了一展抱负的美好时代。然而,现在越幸福,越是需要我们不能忘记过去的艰辛,不能忘记学医救人的初心,更要时刻记得肩负起中医学事业发展之重任,因为还有太多的疾苦需要我们救治,因为这时代和际遇来之不易!
说实在话,最初学医并没有什么宏大志向,其实是无奈之举,也算是机缘巧合的步入医门。自儿时起,我是由祖父母带在身边抚养长大的,虽没有特别深厚的家学熏陶,但我却自幼酷爱读书。在高小学习期间,我的年龄一直是全年级最小的,但是成绩总是排名第一,原本凭此优异成绩完全可以保送至中学,但是家境极端的困苦,致使我高小毕业后就被迫辍学了。
书读不成了,生活还得维系。因为家里一直鼓励和支持我读书,而我身单体弱、手足力薄,劳力之事几乎不行。每次上山砍柴,砍一捆不多的柴火,身上却被树丛中的杂木荆棘划破了几十道创口,让心疼我的祖母潸然泪下,祖父也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还得想方设法让我读书学习。祖父熊玉田公在家乡是一位很有名气的外伤科医生,故而想让我传承家学、修习医术,于是找来一本王叔和的《脉诀》让我学习。说是学习,实际上就是死记硬背,凭着我在读书上的一点天赋,背书并不困难,难的是天性好奇的我拼命想弄懂书中文辞的意思。比如书中语曰“欲测疾兮生死,须详脉兮有灵,左辨心肝之理,右察脾肺之情”,为什么“左辨心肝,右察脾肺”?诸如此类,我向祖父一一提问。祖父虽然医学技术优秀,但到底是经验见长,没有系统学习文化知识的他面对此类问题也只得哑口束手。于是祖父毅然带我出门拜师,在我十三岁的时候,遇到了人生中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中医老师——胡岱峰先生,常德地区名老中医,晚清末班秀才。拜师的时候,胡岱峰先生看我年幼,觉得学医尚早,便令我当场作文一篇,算是考试。于是,在祖父和胡老先生聊天之际,我便完成了一篇数百字的文章,内容已然记不清楚,但胡老先生审阅后称赞“文词流畅,尤其是字迹清秀工整”,当场收我为徒。
要到胡岱峰先生处学医,距家有30多里山路,祖父母为我打点行囊,可是我贫苦的家里别无长物,一个大木箱、一支毛笔、一身单衣、一床棉絮、一袋红薯、一袋玉米面,便是我全部的学徒家当。此后在长时间的学徒过程中,我无论冬夏身着单衣、夜裹棉絮、稻草垫身,白天往往赤脚行动,惟有夜晚沐浴休息时才舍得穿上鞋。吃饭就是切一个红薯,再用舞勺小手抓一把玉米面搅拌起来煮一煮,作为每天仅有的一顿饭食,无糖、无油也无盐,配菜更无从谈起。在身体发育的高峰期间,我严重营养不良,经常饿的头晕眼花、五内如焚。相较于吃饭的困窘,学习也特别的不方便,缺少照明的煤油灯,我就利用月光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类古典杂著。这种艰难情况下,惟有以精神食粮慰籍我饥渴的身心,《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说岳全传》《说唐传》《封神榜》《列国志》《聊斋》等等一系列古典小说的阅读为我打下了坚实的古文功底,至今很多小说的诗词、情节我能准确背诵,也为我研读中医典籍提供了文化上的帮助。此外,学徒期间为了支撑学业,我14岁时开始打零工,一是在晚上到医院用手工刀切药,切一篮子药挣一毛钱;二是每到中小学开学前给学校挑教材送书,一担挑50斤书,送30里山路,挣几毛到一元钱不等;三是回到山区的家里砍一担柴挑到离家30里的镇上去卖,可以卖几毛钱,这些钱几乎都用来买纸笔、书本。劳作繁重,祖母经常因为我手提肩扛留在身上的脱皮勒痕而伤心落泪,但我别无他法,只能全力以赴的想办法活、想办法学。
这样的生活几乎贯穿了我整个青少年及至壮年。尤其是在国家三年困难时期,虽然我已正式成为一名医生,可以按月领取粮票。但因年幼体瘦,每月本应分配的24斤粮票被人为缩减为18斤。期间,我的祖父母也都已经饿得浮肿,我曾想把12斤粮票分给祖父母,遭到了祖父的严厉批评,他说“你吃饱了是要读书的,我们可以饿死,你不可以饿死”,我只好每周拿粮票换点红薯带回家维系祖父母的生命,偶尔还可以通过熟人换点掺杂糠粉的面粉供给家人。至于自己,粮食不够只能到处找野菜充饥。如是艰难维持,得益于微薄的粮票,我们一家总算扛过了苦难而活了下来。
再后来成家以后,祖父母年逾八旬,我又有了三个孩子,全家靠我每月24元到30元的工资生活,度过了很多难关,撑过了许多困苦。我的医学之路就是在这样无比艰辛的情景下坚持下来的。
(未完待续)
(熊继柏教授讲述 孙相如博士协助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