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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 1962年 年9 9月 月， ， 北大经济系 北大经济系1957 1957级毕业合影 级毕业合影


20 20世纪 世纪80 80年代 年代， ， 陈岱孙 陈岱孙、 、 陈振汉 陈振汉、 、 厉以宁等合影 厉以宁等合影


　　我是1957年考入北大经济系的，1962年本科毕业；随即考取本系研究生，1965年7月如期通过了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但正式结业却因下乡搞“社教”而推迟了半年，到1966年初才分配工作——留校任教。掐指算来，从那时到现在我在北大已经度过了61个年头，占了百年历史的一半还多。比起前辈和兄长，我的亲身经历说不上长久和丰富，更不如有的仁兄那样富于传奇。然而，也许平淡更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的确，回顾我在北大所经历的经济学教育，风风雨雨半个多世纪，犹如一幕幕历史画卷从脑海中掠过，那里毕竟有不断变换的背景，活跃着色彩各异的人物，还有许多在今天看来似乎难以理解的事件。跌宕起伏，苦乐交织，值得回味和反思。
　　记得当年入学后，有三个没有想到。一是来到新生报到站，没有想到迎接我们的，除了热情的老师和兄长，还有那幅高悬在30号公寓（经济系学生住处）门脑上方、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极具冲击力的大标语：“热烈欢迎未来的马列主义宣传员！”心中不免一震，颇感意外。第二个没想到的是，“反右”高潮虽已过去，却迎面闯进了“补划右派”这一段。于是随班参加高年级同学批斗“右派”的大会，见证校园里大大小小的批斗会，成为新生入学的第一课，这对一个年仅18岁的青年来说不免深感意外，很有不知所措之感。第三个没想到，我们学习的教科书竟是苏联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起初是第二版，后来是第三版）。后来逐渐认识到，这本教科书不过是集教条主义之大成，充斥着斯大林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应该和一定要遵循的各种经济规律的说教。可是当时没有这种觉悟，学得还是很认真的，考试成绩也不错。可以说，“阶级斗争”和“学习苏联”，就是当时经济学教育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那是我们这一代青年所经历的经济学教育的第一个阶段。
　　没过多久，经济学教育走上了一个新阶段。那时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基于对苏联模式的严重弊端的认识，开始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于是就有了1958年开始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以及作为这场运动重要组成部分的“教育革命”。不管人们后来对这些政治运动和教育革命作何评价，当时我们是满腔热情投入其中的。在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指引下，我们开始了不止一次的下乡下厂，实现与工农兵相结合。从党和国家发展路线来说，这些探索留给我们的教训着实多于收获。历史早已无可辩驳地证明，以阶级斗争为纲，企图通过大规模群众性政治运动去推动经济建设和教育事业，终究不可能取得成功。然而，还是应该补充一句，这些经历留给我们个人的还有宝贵的收获，那就是在同工农兵同吃同住同劳动中，亲身感受到我国普通民众的生产和生活实情。至于这期间在北大掀起的批判马寅初校长人口论和哲学思想的运动，则是不堪回首的一番场景，它使北大蒙羞，更使作为“批马”主阵地的经济系蒙羞，教训是极其沉重的。
　　值得一提的是，1962年秋，正值七千人大会总结三年困难时期经验教训之后，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之际，国家重建研究生制度并首次正式招考研究生。经过严格考试，我有幸被录取，更有幸师从陈岱孙教授攻读经济学说史。三年间，在岱老指导下，扎扎实实地系统地研读了众多西方经济学名家和马克思经济学主要著作，还应岱老要求，研修了哲学、逻辑、历史及外语等课程，这为后来从事教研打下了较好基础。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运动不断的岁月中，那段相对平静的岁月对我来说过得最为充实、收获最大、精神最感愉快，这得益于岱老的亲切教诲和组织的关怀，终生感念不敢忘的。
　　然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一直延续到60年代上半期在农村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和“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的“四清运动”。在这种局势下，经济学教育的基本精神仍然是强调阶级斗争，只是苏联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已退出舞台的中心，取而代之的是毛主席著作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论十大关系》 以及包括 《二十三条》 在内的一系列重要文件。
　　1966年5月在北大开始的“文革”将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推向了极端，这一闹在北大就是十多年。关于这场“文革”浩劫，党中央早已作了结论，指出那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我们所亲历的经济学教育的第三阶段就是在这场浩劫中度过的。北大是“文革”的重灾区，经济系又是重中之重。不用说，经济学教育所遭受的破坏是空前的。原先所学的一切都被说成是修正主义，干部和老教师受冲击，教师队伍严重分裂，经济学教育陷于停滞、瘫痪和崩溃。经济学（如果说还有所谓经济学的话）也早已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成为批判所谓修正主义路线（唯生产力论）的武器。连续不断地学习贯彻所谓“最高指示”成为那时的主要学习和生活内容。即使在运动后期的所谓高校的“斗批改”中布置学习马列主义的几本书，包括马克思的 《哥达纲领批判》、恩格斯的 《反杜林论》、列宁的 《国家与革命》等，也都被纳入强调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轨道，根本无所谓经济科学可言了。
　　唯一的例外，是1971年周总理在接见杨振宁时发出要加强基本理论的指示，周培源校长传达后，我同其他各系主管教学的老师一样，兴奋异常，觉得荒废了好几年的业务终于可以捡起来了，于是在我们经济系，在大家的支持和努力下，作为经济系教改组负责人，我积极主持部分地恢复了 《资本论》、中外经济史和经济学说史等课程的教学。尽管当时大家仍然心有余悸，不敢放开，尽管这些教学的分量不能同“文革”之前相比，但毕竟是“文革”以来未曾出现过的好事，所以都能尽力而为。但时隔不久开展的反右倾运动，又将刚刚露出的一线曙光一扫而光。我和参与教学的干部和教师受到批判，开设的课程立即停止，一切又回归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轨道，周总理关于加强基本理论的指示就这样遭到了无情地扼杀。四人帮摧残教育之狠毒，由此可见一斑。
　　从我1957年入学到1976年结束“文革”，在前后整整20年间，除了个别年份，我们基本上都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下度过的。这条路线以及阶级斗争扩大化不仅给我们国家的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事业带来了重大损失，而且对经济学教育造成极大伤害。经济学本来是经世济民之学，可是，在当时形势下，除了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充当政治斗争的奴婢，经济学不可能有其他选择。尽管老师们曾尽可能地向学生们传授了一些知识，但不可能扭转错误政治路线支配的大局。事实反复证明，没有正确的政治路线，就不可能有经济制度和经济生活的正常发展，当然也就不可能有经济科学存在和发展的空间和土壤。不管人们怀抱怎样良好的愿望，也不管个人如何努力，充其量只能充当一个宣传员，而不会成为真正的经济学家或经济理论家。弄得不好，还可能会在某个政治运动中落入陷阱或是走上歧途，这里不乏刻骨铭心的教训。
　　经济学教育的真正起飞和大发展是最近30多年的事，它构成了我所亲历的经济学教育的第四个阶段。改革开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开辟了中华民族复兴的新纪元，也为经济学大展宏图创造了空前优越的条件和强大的动力。经济学从沉闷的科学走上国家改革发展的前台，成了国家高度重视、青年学子热心追求的显学。就我个人的学术和思想观点来说，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在思想解放运动的推动下，在对历史的认真反思和对现实的重新认识中，实现了根本性的转折和提升。其成果集中表现在几十年间主要完成了这样几件“反思和重建的工程”：20世纪80年代，在国内学界率先重新评价经济边际主义，指出其既有为其现行制度辩解的规范性，又有揭示经济发展规律的实证性；20世纪90年代，着力重塑经济学说史，在打破旧模式，探索新模式下, 对近现代西方经济思想发展中出现的重要观点、理论和人物，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被岱老誉为“创见性论述”；21世纪之初，在国内首倡“多元要素价值论”和“要素贡献分配论”，这项成果为新时期深化改革开放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被誉为“重大理论创新”，“为党的十六大作了理论准备”。此外，多年来我还就经济改革和发展的一些现实问题发表了有影响力的观点，受到学界与公众的重视与好评。
　　北大经济系于1985年组建为经济学院，当时包括经济学系、国际经济系和经济管理系；1993年以经管系为基础组建了光华管理学院；原来的经济学系和国际经济系则组成为新的经济学院。这个新经济学院主要由于学科老化和队伍老化等原因，在经历了一段相当困难的时期之后，才逐渐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今日之经院，早已今非昔比，面目焕然一新了。过去的经院以史论见长，现在已拥有完善的经济学学科体系，除了军事经济学之外，涵盖了经济学这个门类之下的全部一级学科和二级学科；拥有涵盖各个专业的经济学本科、硕士、博士人才培养体系；拥有全国最早的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还是国家的经济学基础人才培养基地和全国人才培养模式创新试验区。在改革发展的大潮中，我们以独立研究而得出的一些理论创新成果，为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发展提供了理论的论证和支持；我们为社会培养了一大批品学兼优的人才，其中许多人已经成为各项事业的栋梁；我们在改革和完善经济学办学模式和教育制度方面作了一系列大胆的探索，其中一些成果（例如硕博连读）已被广泛采纳和推广。
　　回顾经济学教育半个多世纪走过的跌宕曲折的道路，对比前后几十年的巨大变化，我有一个深刻的感受，这就是没有改革开放就不会有经济学的发展，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扭曲和堵塞了经济学发展之路，改革开放才使经济学绽放了青春，走上了正轨，为它的发展和茁壮成长注入了活力。不过一开始我们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是市场经济改革发展的潮流把我们推向经济学教育的改革之路的。想当初，要不要设立应用性专业，甚至要不要面向社会面向企业家开办培训班，在我们这里也不是一下子就达成共识的。一些教师总觉得那不是我们这种研究型学院所应做的，担心这样做会降低了以史论见长的传统优势和地位。事后证明这种想法是没有根据的。应用性经济学科的设立，从根本上扭转了原先以史论见长的单一结构，它有利于建立同改革和发展的直接和密切的联系，有利于为国家培养大批应用性理论和实用人才，也有力地促进了史论学科的发展。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而创设的面向社会和企业家的各种培训班，则对改革我们的学科，充实课程内容，改革教学方法，培养能够走上市场改革和经营第一线的教师，都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加上我们认真办学，所以受到了热烈欢迎和高度评价。
　　改革开放以后，如何正确对待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我们的教育实践中是一个敏感问题，在近些年来中国政治和学术风云变幻中，往往成为某些人攻击的一个焦点，处理起来相当棘手。无论在校内还是在校外，有人总是排斥所谓西方经济学，视之为洪水猛兽，必欲除之而后快，否则就被斥为反马克思主义；有人则相反，主张全盘接受西方经济学，排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斥之为伪科学，否则就视之为极左。这种问题不处理好，势必造成很大的混乱，直接影响教学和研究工作的正常开展。我们觉得，改革开放以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西方经济学的大量涌入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正常的，比起过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统天下是一个历史的进步，这已为事实所证明。需要防止的是不加分析地全盘肯定，
盲目引进，企图用以直接解决中国问题，如同过去企图用马克思主义直接解决中国经济问题一样，也是一种不成熟的看法和做法。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能适应市场经济改革发展的实践，已是不争的事实，这说明它像其他社会科学学说一样，具有历史的或认识的局限性，不能指望它永远完全正确，放之四海而皆准，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同对待其他社会科学学说一样，如实地把它视为需要发展的科学，该坚持的坚持，该突破的突破，该发展的发展。最重要的是，要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尽快地构建我们自己的经济学体系。这种经济学应当反映中国国情，解决中国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问题，并具有为中国干部、青年和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形式。北京大学及其经济学院在这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我们应当在这方面有所作为，以往的事实证明我们有实现这个抱负的能力。
　　教学与研究并重，是研究型大学及其院系的一大特点，北大经济学院自然也不例外。但在实际执行中，往往出现重科研而轻教学的倾向，不过这种倾向不会太过严重，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的学生对老师有着较高的期待和要求，老师如果轻视教学，以致教学效果欠佳，那是很难在讲台上站得住的。优秀的学生自然要求优秀的教师，这对教师是一种压力，也是一种动力。高质量的教学需要高水平科研的支持，不搞科研肯定搞不好教学。在这方面我们的教师做出了极大努力，取得的成绩也是有目共睹的。光从每年我们所争取到的为数众多的纵向横向各级科研项目的数量之多即可见一斑。值得一提的是这些项目中不少都是同国家改革发展密切联系的大项目。这也是“文革”前的经济学系不能相比的。根据我自己的实践，我相信许多教师都有这样的体会，只要将自己的教学科研同社会实践相结合，着重研究和思考那些带有根本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即使从事经济思想史等看上去同现实距离较远的学科，甚至研究那些看上去比较抽象的基本理论问题，也能得出极具现实意义并为社会所欢迎的创新成果。实践还证明，要取得重大科研成果，除了其他各种条件之外，在现在中国的政治和学术环境下，坚持尊重实践、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敢于和善于独立思考，具有不惧风险和压力的胆识和勇气，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条件。北大和经济学院具有这方面的优良传统，我们是蔡元培校长当年所倡导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勇于探索的办学原则的追随者和实践者。马寅初先生无所畏惧地捍卫科学的尊严，陈岱孙先生以其20年学术沉默所显示的科学品格，都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如果要问，我对北大经院有何期盼，我为院庆100周年的题词可以作答：精英摇篮，理论阵地，思想先锋！
　　（作者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93-2002年任经济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