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大学 - 《兰州大学报》
做学问有什么用
———读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作者：贾依雪
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是一本关于清代学术派别、代表人物、社会思潮的著作，这本书虽不长，但是内容极其丰富，将整个清代学术概况呈现在读者面前，其结构清晰、评论客观、思想深刻，使人受益颇丰。在《清代学术概论》第十三章中有一段关于做学问有用无用的论述：“……凡真学者之态度，皆当为学问而治学问；夫用之云者，以所用为目的，学问则为达此目的之一手段也；为学问而治学问者，学问即目的，故更无有用无用之可言。……就纯粹的学者之见地论之，只当问成为学不成为学，不必问有用与无用，非如此则学问不能独立，不能发达。”这段话令我深觉惭愧，在梁启超看来做学问应为学问而治学问，不应问有用无用，可我心中一直存有做学问有什么用这一疑问，想来是我学识浅薄，远远不能达到真学者之境界。读罢《清代学术概论》这本书，我对这一问题想出部分答案，心中有些感慨，故记录于此。
清初的经世致用思潮明嘉靖、万历以后，社会矛盾日益复杂和尖锐，思想领域也变得活跃起来，试图打破宋明理学对社会的精神束缚，被称作异端邪说的李贽就是代表之一。梁启超关于反对理学压抑扼杀人性的一段论述可谓极精辟：“故晚明理学之弊，恰如欧洲中世黑暗时代之景教；其极也，能使人之心思耳目皆闭塞不用，独立创造之精神，消蚀达于零度。夫人类之有学问欲，其天性也；学问饥饿至于此极，则反动安得不起。”在理学压抑之下极端饥饿的学术界，终于在明末清初这一社会变革之际，发起了思想领域的解放运动，即经世致用思潮的兴起。
经世，即经邦济世，这不仅是清初学者做学问之根本目的，亦包含了大量的政治意义。顾炎武言“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亭林文集·与人书二》）这种实用主义思想大抵就是清初学者做学问的目的，于他们而言做学问的用处，就是从所学中找到兴邦治国之道，实现社会安定的政治愿望。政治与学术过于紧密，无疑在一定程度上会戕害学术之纯粹性，这是近代以来不少学者强调“为学术而学术”的原因所在。但是，应注意到，中国传统学术最大的特点就是强调“实行”，从根本上讲是一种体验之学，带有鲜明地人文传统，与现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历史学尤其如此。
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是这一经世致用思想最具代表的人物，他们的学术思想都有丰富的成就。顾炎武是清学派之开创者，是大声疾呼以促思潮之转捩最有力之人，由他建设的清学研究方法大约有三条：一是贵创，“必古人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而后为之。”（《日知录》十九）；二是博证，“论一事必举证，尤不以孤证自足，必取之甚博，证备然后自表其所信。”乾嘉学者均采用此种方法，如今看来仍不失为一种科学方法；三是致用，将学问与社会现实相结合，以经术而影响于政体，此即顾炎武思想之精髓。余姚黄宗羲，起初是个明学支持者，中年以后转变了方向，其“拘于经术，不适于用，欲免迂儒，必兼读史”（《清史·黄宗羲传》）的思想使他成为清代史学之祖，除了史学，他在天算、乐律、易学方面也有很高造诣，可谓是一位全方位的学者。他的《明夷待访录》在清初是极大胆之创论，而且对近代宣扬民权共和思想运动中产生了极大影响，促进了晚清思想骤变。王夫之的思想，也具有鲜明的近代科学研究的精神，“天下之物理无穷，已精而又由其精者，随时以变，而皆不失于正；但信诸己而即执之，如何得当？况其所为信诸己者，又或因习气或守一先生之言，而渐渍以为己心乎！（《俟解》）这种“不守一先生言”的治学方法对后世影响极大。
除了顾、黄、王以外，清代学术启蒙期还有许多大胆批判宋明理学，拥有个人独立思想的学者，其中梁启超最推崇的一位，即颜元。颜元与宋儒者最不同之处在于他主张身体力行，“人之岁月精神有限，诵说中度一日，便习行中错一日，纸墨上多一分，便身世上少一分。”（《存学编·论讲学》）他的意思即做学问不能求之于书本上或讲堂上，而应求之于日常行事。其言曰：“养身莫善于习动，夙兴夜寐，振起精神，寻事去做”（《言行录》卷上）；又曰：“生存一日，当为生民办事一日”。（《年谱》卷下）做事即颜元的学问，从做事中求学问，舍做事外别无学问，我认为这种踏实肯做的精神正是我们当代大学生最缺乏的，也是最应该学习之处。
清初学者怀着经世致用的理想，开创出新的科学研究方法，虽然清初的经世学派及力行派后来都走向衰熄，但是不可否认他们奠定了清代扎实的学风，为清学进入全盛期打下基础，学术界也越发繁荣起来。
考证学的全盛时代考证学在启蒙期只不过是较小一部分势力，其研究方法也有诸多不足，若不是全盛期出现的考证学诸位贤师，考证学恐不能成为全盛期的正统派。惠栋和戴震，实为考证学代表人物中的代表人物，他们各自开创了考证学的两个分支。
惠栋出身儒学世家，惠氏的学说，以博闻强识为入门，以尊古守家法为究竟，“凡古必真，凡汉皆好”，只要是出于汉儒的学说，都要谨遵，不可指斥，否则就是信道不笃。不问“真不真”，只问“汉不汉”，这便是惠氏学说的宗旨，可谓是“纯粹的汉学”。这样的治学方法虽然严守祖宗家法，可是并不科学，其适用范围极其狭小，态度固执盲从，完全丧失了清楚以来的怀疑精神和批评态度，终究是会被时代所淘汰。
与之相对应的，戴震所开创的研究法才是考证学的正确道路。梁启超总结了戴震开创的清学全盛时代精神的全部：“盖无论何人之言，绝不肯漫然置信，必求其所以然之故，常从众人所不注意处觅得间隙，既得间，则层层逼拶直到尽头处；苟终无足以起其信者，虽圣哲父师只言不信也。”这种精益求精，实事求是的态度，正是近代科学家的治学态度，也是学者最重要的治学品德，只可惜这样的精神只用于了考古，并未应用于自然科学领域，若是这种精神在当时能够应用到自然科学领域，那么近代中国的屈辱历史还会不会发生，今日之中国会是何种状况，我们不得而知，当然历史不能假设，我们能做的只是从历史总结经验，寻找正确发展之路，这也许就是学历史的用处之一吧。
惠派学说可称之为汉学，而戴派学说则是实实在在的清学。“盖吾辈不治一学则已，既治一学，则第一步须先将此学之真相，了解明确；第二步乃批评其是非得失。”考证学在学术界的价值和地位即在于此，可是正统派之所学，有什么用呢?将毕生精力用在考据这些经学典籍、训诂名物制度，于社会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有何用处?这又回到了最初那个问题，做学问有什么用？梁启超说，只当为学问而做学问，不必问有用无用，此为真学者的精神。在我看来，该问有用无用，但要在这个有用无用前加一个时间限度。如果问做学问对当下社会发展来说有没有用，我想无用答案居多，但如果问做学问对未来后世有没有用，我认为应该是有用答案居多。就像清代的考证学派，若问对当时社会发展的用处，那相较于世界其他诸学科自然是大部分属于无用，但是我们不可否认，在几百年后的今天，清学派在我国文化史上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这时我们便可说，清代考证学派用处是很大的。结 语我曾在白寿彝先生的《中国史学史》中看到过他回答学历史有什么用的一段话：“有人说，学历史就是学历史，不要讲用处。有人说，学历史是为了弄清历史真相，不必讲用处。这些看法，是不全面的，是不现实的。我们有学历史的兴趣而我们的研究成果对社会有这样那样的用处，这究竟是损害我们的研究兴趣呢，还是可以是我们更感兴趣呢？我们如果能弄清楚某些历史真相，是把研究成果封锁在我们的脑子里，或是也要跟别人说一说呢？但只要我们一说出口，不管我们是否愿意，都会有社会影响。我们生活在社会中，不是孤立的，在许多的事情上彼此互助，彼此支援。史学工作者出其所学，为社会服务，这是我们的天职，不容推脱。”也许等我再多读些书，思想觉悟再上升一个层面，才能更深地体味史学工作者为社会服务的天职的意义，通过对清代学者治学精神和研究方法的了解，我已经有了一些体会，并有了一些日后学习发展的方向，希望自己能够坚持历史这条道路，创出自己的一番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