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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5 年，山西省太原十五中要保送我 到兰州大学和山东大学，专业是汉语言文 学。
　　现在，如果要我重新选择的话，可能专 业对我的诱惑更大些，而且，为什么不考虑 呢？我一直是语文课代表，山东人文大师辈 出，难道不是个好地方吗？但当时对于保送， 我表现得很无所谓，一半是懵懂无知，对未 来没有太多概念，一半是当时正热衷于摘抄 的游戏，漂亮的笔记本被我用来抄鲁迅，抄 《红岩》。鲁迅的不必说，至于《红岩》，着重抄 那些牢狱中的反抗。英雄的热情激发着我的 生命，我抄到恐惧全无，如传说中的“阿基里 斯之踵”，我站稳脚跟，以汲取大地母亲的力 量。顺便说一句，后来我考到法大，包括留在 北京，随身保存的都有这些笔记本。自夸一 下，我很高兴对于什么是人生最宝贵的，当 时的我就有先见之明。我以为，一个人，丝毫 不亚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或者干脆就是 一个文化，其历史自当保留。从当时自己的 一字一画中，我重温我年少元真的气息。
　　保送的事被父亲阻止了。父亲走南闯 北，跟我说兰州土那个多啊，多到等你下了 火车，根本……原话我忘了，只记得父亲当 时的表情，他比划着他的脸，要我明白到时 我会面目全非。面目全非？不被认出又何 妨？我不可救药地断定：我是注定生活在 别处的人。
　　当时的我羽翼渐丰，一心想着新天地， 想着飞翔，早日飞翔。至于落脚的目的地，这 问题太大了，我地理学得又不好，一时没了 主意。于是干脆不想了，该干嘛干嘛去。
　　就这样，保送机会“被”家人放弃了，我 这个没有目标的人如期参加高考。是的，后 来我是远走高飞了，但是飞不去我近乡情更 怯的宿命，山西永远是我挚爱的所在。
　　对于自由的欢呼，让我大有萨莫色雷斯 的胜利女神像那样的气魄，伫立船头，迎风 破浪。当时的中国，八十年代，天空写满新鲜 的思想，仿佛昭示着要我们贡献年轻的鲜 血，还有热泪。那么多需要捍卫的，我们赶 上了。八十年代是一幅巨大的水墨，墨将解 构太多的色彩。
　　当其时，国家法制元气未复，法大更是 百废待兴，连个像样的教材都没有。于是，起 码我个人，有了大把的时间自修旁门左道， 以至毕业后听说，我的画作被带到了法大在 昌平的新校，校史什么的还有展出。我一愣， 这才想起在校时有一回学校组织论文比赛， 题目不限，我竟写了一篇关于美展的名为 《理性的痛苦》的文章，还得了三等奖，或者 是二等？记不清了，反正不是一等。估计评委 们看得非常吃力，真难为他们了，反过来这 也说明他们是多么包容。
　　在法大，包容慧敏之士大有人在，我不 知应该叹息还是应该庆幸。那个年代，正是 思想需要建树的时期。我认为，大学不过是 一个人素质教养的基地，与别的学校相比， 关于做学问，关于思维方式，就我个人而言， 我感觉我们很少被“劝诫”。法大毕业后，我 有幸进入北大研究生班，专攻哲学系美学专 业，那两年我最大的收获，一言以蔽之就是 不迷信权威。这是学校先生的提醒，也正契 合了我的感悟。而当年的法大，我们更多的 是需要亲自摸爬滚打，好像混着一起长大的 孩子，你个人的困惑可能没谁顾得上。你被 逼着用自己的头脑去看去听去思想（但是有 一条，不得捅娄子）。毕业时，正是凭着这美 善的天性，我们师生一起，在求真的道路上 亲历实践，从诸如法大还是权大等问题出 发，心手相连，共问生死终极。甚至一步一个 脚印，试图丈量我们与那个地方八九点钟的 太阳到底有几多距离。
　　大学四年，翻开毕业证，才知我的专业 是法学。法学！惭愧啊。我为自己，也为说不 出的什么惭愧着。如果再回到从前，我要更 好地利用时间多读书读好书，上课大胆发言 （这是我打小从老师那里得到的最多的评 语），多关注跨学科边缘，积极入世，同时对 法学不再敬而远之。
　　这里，我要重点感谢那些毕业时考研的 同学。当时毕业留京的名额，学校各系是按 照分数从上往下排的。法大毕业时排在我前 面的成绩好的同学大有人在，他们有一部分 考研成功，这样留京名额往下顺延，我才得 以名正言顺留了北京。
　　是的，我的成绩并不突出，对于不喜欢 的课程当然成绩不佳。可以说这也延续了我 自中学时就开始的“成绩不稳定”传统，这是 中学先生对我的评价。但是我可以自豪地 说，长这么大，大小考试我从来不曾作弊。上 班后，即使是“走过场”的所谓时政开卷考， 我恰巧被安排坐在最后一排最靠墙的角落， 碰到不会的题目，我也绝对目不斜视。结果 在最后的几分钟，仿佛受神的指引，我忽然 豁然开朗，发现了答案。兴奋地赶紧书写，以 致字字颤栗不亚于草书。现在想想，那真是 一场美妙而难忘的考试。我战胜了自己，保 持了不作弊的纪录。
　　高考前，父亲希望我报考外语院校或者 专业，被我坚辞拒绝。我不愿做翻译，“嚼别 人说过的话，有什么意思？”我说。现在想想， 父亲当年的远见卓识我并未完全领会，我武 断地以为学外语惟一的出路只有当翻译，如 今外语确实阻碍了我的脚步。据说，当年父 亲为这事急得甚至打过我耳光，我已不记得 有这事。
　　不仅保送，高考结束后的报志愿，说来 其实都是家人的事。想想家人围在一起开会 的样子，十分有趣。没有他们，我不知会怎 样。他们说，学政法多好，想想吧，以后你戴 了大檐帽，没人敢欺负你。
　　于是就这样了，我报考了法大。事实上， 当时我一门心思想的是自由，自由近在咫 尺，多好啊，以至于家人送我上大学，我竟没 有良心似的迫不及待地想要告别。听别人慨 叹法大校园如何如何破旧，我没有一丝的苟 同。享受到自由的气息，我知足了。
　　入学没几天，有一回吃过晚饭，发现张 效文老师在我们宿舍等我。宿舍空气很紧 张，有同学躲出去了。因为我写了一篇《大学 生必读》贴在食堂公告栏上，大意是说，我们 517 宿舍老三晾在平台的一件白衬衣不见 了，有拾到者敬请送回。无他，问题出在题目 上。“大学生必读？为什么要大学生必读？” 张老师追问着。我不置可否，直到他后来随 意的一句“我见过你父母，你父母很魁梧”， 我才释然，感觉到先生并无恶意，更不乏幽 默。气氛和谐，事情不了了之。张老师当时是 法律系主管学生工作的副书记，他上门来就 是要了解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事后想想，算 是很有意思的插曲。不过，我清楚地记得当 时不好意思之余，一丝隐忧又上心头。
　　放假回家一打听，原来，法大那届去太 原招生者中真有张老师。而我父亲，当时因 为等不及正式的录取通知，竟闯入招生重 地—晋祠宾馆，打探我有没有被录取。竟有 这事！记得录取之前我就对父亲说过，“北京 我去定了”！把父亲气得张口结舌说不出话 来。父亲对我的各科高考分数忧心忡忡。事 后，拿着我的录取通知书，他说我“自信得 很”。
　　闯入晋祠宾馆比越狱还难。据说，父亲 最后竟调动了老同学的警车。进是进去了， 烈日炎炎，就在千年古树下，父亲和他的助 手一待就是一天，中午藉母亲一早匆匆给烙 的大饼充饥。
　　张老师一行吃过晚饭就出去逛了，等他 们好不容易出现时，父亲才怯怯地拦住人 家，打探自己女儿的前途。现在，我难以想象 父亲当时的眼神，祈祷里分明有我这个不肖 女儿所带给他的心虚。早知如此，我会早早 放下对于知识对于体制对于所有的无知的 傲慢，高考前尽可能地吞下关于地球的历 史，好让我的父亲在那个夏天少受点罪。张 老师一行人等见我父亲递上我的姓名及各 科分数，说了一句“好像录取了，我去查一 查”。于是父亲再等，结果我真的被录取了。
　　事先，我当然不知道自己已被录取，父 母一直瞒着我。等待永远是漫长的，更不用 说是等待录取。要说我对录取相当地胸有成 竹不带一点焦急那是不可能的，当我从太原 十五中传达室终于拿到录取通知书兴冲冲 跑回家，正好母亲在，她立在窗前，可能是第 一次吧，母亲为我落泪了。母亲重男轻女心 很重，一直为我是女儿身而耿耿于怀，尽管 后来我又有了兄弟。我想，我这个女儿大事 上要不断地给母亲包括父亲以惊喜。我似乎 做得不错，因为后来，当我怀了宝宝，二老竟 一致希望我最好生个女孩儿。
　　按时尚的话说，张老师他很会抓住“机 遇”。在二十四年前的晋祠，当他通知我父 亲，他的女儿已然被录取的时刻，老先生适 时地请我父亲帮他们法大的老师预订返京 的火车卧铺票。这无疑是件令人愉快的拜 托。可以想见，当时父亲悬着的心终于落了 地，在一票难求的情况下，他仍乐乐呵呵地 张罗着到处求票，最后手头的票竟多出几 张，因为保险起见他多找了几个人订票。我 想，那个夏天，给法大老师送行的山西人中， 一定有我的父母。张老师所谓见过我父母， 可能指的就是这一回。这些是我若干年后才 听说的。感动之余，对于晋祠有了更多的亲 近。每次回家乡，我都要到晋祠去走上一走。
　　当时高考录取的政策是，山西与山东属 于高考改革试点，即不仅看分数，也看各科 成绩。如果要我发类似“获奖感言”之类的演 讲，我一定不忘感谢改革的政策好，我赶上 了我们国家的好时候。我不记得，我的主科 分数到底有多高，但是历史五十八分，地理 七十多分，却是难忘的。中学时，我固执地认 为字典上有的，书里明明白白可以查到的， 都不应要求死记硬背。说也奇怪，现在的我 对史地竟有着发自内心的非同寻常的热 情—不知是否出于爱国爱我们星球爱生活 的缘故。我只能说，这真是上帝的安排。
　　（作者系法律系85 级1 班学生。毕业后 供职于《法制日报》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