煌煌《儒藏》
2002年，汤一介教授提出编纂《儒藏》的建议，得到了张岱年先生、季羡林先生的热情鼓励。2003年北大成立了以许智宏校长为首的《儒藏》编纂领导小组和以吴志攀副校长、汤一介教授为组长的《儒藏》编纂工作小组，这一工程作为我国重大学术文化项目，被列入2003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和全国社科基金2004年重大项目。《儒藏》预计耗资1．52亿元，将包括收入近五百部儒家典籍的《儒藏》精华编（约1．5亿字）和收入约5000余部儒家典籍的《儒藏》（约10亿字）以及著录万余部儒家典籍的《儒藏总目》，子项目包括十卷本《中国儒学史》和《儒家思想和儒家经典丛书》百种。这一工程将使我们拥有一部最齐备和最完整的儒家思想文化著述的总汇。
目前儒家典籍多以影印本形式出版，而《儒藏》将以附有简明校勘记的繁体竖排校点排印本的形式出版，这不仅便于使用，而且可做成电子版进行全文检索。全部工程历时十六七年完成。
北大去年召开了两次有全国20多所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专家（包括台湾地区学者）参加的“《儒藏》编纂与研究工作会议”。迄今为止，已有20余所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参与对《儒藏》精华编460部儒家典籍的校点工作。《儒藏总目》和《中国儒学史》计划于2006年完成，《儒藏》精华编计划于2010年完成，而《儒藏》项目计划在2020年全部完成。
目前《儒藏》工程已取得阶段性成果。收有5部经过重新校点的古代《论语》注疏和1部经过重新整理的出土文献《论语》的合集，作为《儒藏》的样书，8月将由北大出版社制作完成。
汤一介说： “我们编纂《儒藏》的目的是和编纂《佛藏》《道藏》一样，都是旨在把中国思想文化的典籍经过系统整理，以便收藏、保存和利用，为人们提供研究儒家思想的可信资料。”他强调
说，“我们并不认为，儒家思想文化都能适应现代人类社会的现实，更不认为它能解决当今存在的种种复杂问题，但这些问题无疑是要我们利用儒家典籍和文献进行深入探讨和研究的。在近几十年中，经过中外学者的努力，已经整理和发觉出儒家思想文化的若干方面可以有益于解决当今人类社会存在问题的资源。”“当然各民族的思想文化对今天的社会都可能提供一些有意义的资源，但作为我们这个民族的主流儒家思想文化，其中也必然会为解决当今人类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提供极其有意义的思想文化资源。”
综观历史，人类经过狩猎、农耕、工业等多次文明的跃升，如今已进入信息化时代。特别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多重严峻挑战，人类将以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和文化形态，去适应或支撑信息时代的需要和发展，以避免以往文明跃升中所衍生的负面效应，这将是摆在人类面前的新课题。进入21世纪以来，东西方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刻反省，共同认识到：在这样一种前所未有和普遍关联的全球化浪潮中，人类已有的各种文明形态，只有通过相互之间的平等交流和对话，才能达到彼此之间的互补和有机融合，从而形成一种文化的合力， 以纠正或克服当今人类由单一文化所造成的种种缺失，这可能是摆脱和克服人类困境的必由之路。
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思想通过对夏、商、周三代文明的继承和发展，结合不同的历史现实和生活实践，创造出“崇德贵民”的政治文化、“孝悌和亲”的伦理文化、“文质彬彬”的礼乐文化、“天人合德”的生态伦理、“远神近人”的人本取向等文化价值体系。儒家哲学强调“阴阳互补”、“和而不同”、和谐以及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成为中国古典哲学的重要基础。儒家的价值理念，不仅通过个体表现为强烈的道德主义、积极的社会关怀、稳健的中庸精神、严肃的自我修养，而且也表现为人道主义、理性态度、重视传统和秩序的整体性格。由于儒家具有如此深厚的文化根源、积极入世的实践精神，以及由于儒家在传承文化方面的自觉努力，不仅使得历代主政者无不重视儒家的政治、文化功能，而且也使得儒家的价值观成为中国人的主体价值观。儒家的这些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中华民族文化各个方面的发展。
今天，中华民族正处于伟大的民族复兴的进程中，重新回顾我们这个民族文化的根源及其不断发展的历史，必将对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发挥重要的作用。为了能够系统深入地研究儒家思想的方方面面，把儒家经典及其在各个时期的注疏，把历代儒家学者的著述，把体现儒家思想文化的各种文献，编辑成一部儒家思想文化的大文库《儒藏》，无疑对当今中国和整个世界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首先，儒学能否冲破民族、地域的籓篱而走向急剧变化的现代世界，并为人类文明作出贡献，关键之一在于其自身的现代化改造。因为儒学不但是中国的，也是东亚的，更是世界的。编纂一部有断句、标点、校刊（精华本）的《儒藏》，本身即是实现转化的一种外部形式。要对儒学作现代诠释，首先须提供一个现代人能够方便利用的现代版本。因此编纂《儒藏》是实现儒学现代转化的第一步。
其次，编纂《儒藏》是为文化创新提供文化继承的条件。在一定意义上说，继承与创新、诠释与转化，是一件事的两个方面。离开创新的继承和离开继承的创新都是不可能的。此即古人所说：“知因而不知革，物失其则；知革而不知因，物失其
均。”
第三，“国于天下，有与立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必有其足以立国兴邦的思想文化基础。今天看来，这立国兴邦的思想文化基础或来源之一，便是积淀了几千年并已凝聚在民族文化基因中的优秀思想成果和那些足以代表民族智慧的思想精华。
总之，我们今天编纂《儒藏》，不仅仅是为了保存文化遗产，更重要的是，它有着与历代编纂大书更深远的意义，那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人类文明发展的多元性，为不同文明体之间的沟通、对话和交融，提供一个多少有别于西方思维方式和价值体系的文明参照系，以便使人类以更加理性的态度进入一个多极共存与和平发展的新时期。
汤一介先生指出，《儒藏》工程的开展至少在四个方面具有学术文化上的突破性意义：一是编纂《儒藏》以传承中华文明，是符合当代中国以及当今世界的需要。一方面，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明清两朝都有学者、当代也有学者如饶宗颐先生，都曾提议编纂《儒藏》，因此这项工作是五百年来中国学者未能实行的一项历史使命，现在应该由我们这一代人来完成，而且中国目前提出建构和谐社会，儒家学说也可以为此提供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源。另一方面，欧美多位汉学家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通过对儒家文化的深入研究，认为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与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具有互补性，对西方乃至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后现代问题具有建构性，能够弥补西方文化之不足。二是《儒藏》工程还是一项史无前例的国际合作项目。历史上，儒家文化不仅是中国的主流文化，而且对朝鲜半岛、日本、越南都产生过深刻影响，日本当代一位有影响的学者曾指出，儒家的思想文化不仅是中国的精神财富，而且是东亚的精神财富。《儒藏》工程目前已与韩、日、越等国学者开展实质性的合作，可以说这是新中国建国以来，甚至可以说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为重大的国际学术文化合作项目，已经超过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国际合作——如唐朝玄奘取经、译经的规模。三是《儒藏》的收书范围突破传统。《儒藏》不仅收录传世文献，而且收录出土文献和域外文献，这种将传世文献、出土文献与域外文献萃为一编的做法，在中国古籍整理编纂史上还是第一次。四是《儒藏》的编排形式也能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儒藏》精华编收录的文献，经过简明校勘及新式标点，以繁体、竖排的方式印刷出版，最终还将制作成可供全文检索的电子文本，便于阅读和利用，能够更好地满足文化传承和学术研究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