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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左至右：周怡老师、孙志斐老师、本文作者）


　　罗竹风（1911—1996）中国语言学家、宗教学家、出版家、辞书编纂家、杂文家。山东平度人。1931年起参加反帝大同盟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从事革命活动。1935年北京大学中文系、哲学系毕业。1937年在家乡组织抗日游击队。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八路军胶东五支队秘书长、宣传部长，平度县首任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山东省教育厅督学主任等。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山东大学军代表、教务长、教授，华东和上海市宗教事务处处长，上海市出版局局长等。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名誉所长、研究生导师，中国语言学会、中国宗教学会副会长、顾问。任《汉语大词典》主编,《辞海》常务副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兼《宗教卷》主编等。著述以杂文见长,有文集《杂家和编辑》《行云流水六十秋》等。
　　12月3日上午，山东大学周怡教授从威海赶回平度，参加《罗竹风传略》一书的签名售书活动，他为《传略》创作封面肖像并作序。他不仅是《传略》写作的学术指导，更是我的人生导师。另一名参加签名售书活动的是孙志斐老师，他是罗老在平度家乡最亲密的知己，是《传略》的题签者和罗竹风资料的最重要的提供者。再加上我这个作者，我们三人联合签名。很多来捧场的朋友，抱着书排着队等待签名，还有罗老的仰慕者也纷纷前来见证这具有特殊意义的时刻，我们不曾想到，史料性书籍的签名售书活动居然能够火爆。签名售书活动整整忙活了一上午，周教授打趣说，忙得连胡子都来不及刮。我们三人心里知道，《罗竹风传略》是我们汗水的结晶，真情的记录。
　　孙志斐老师是20世纪60年代国家建工部建筑科学研究院的一位下放干部，在平度扎根。他从“文革”开始与罗竹风认识，二十多年的交往，两人成为患难之交。我从2009年开始关注罗竹风，拜读过孙老师写的《罗老永远活在我的心里》一文后，我被孙老师与罗老之间的深情厚谊打动，于是我登门拜访孙老师。之前我和孙老师并不认识，得知我为罗老而来，孙老师很热情地接待我。孙老师和我谈了他与罗老的交往，拿出罗老给他的亲笔信，我们一起读了罗老给他的最后一封书信，罗老深切的思乡之情令人动容。孙老师给我提供了大量的关于罗竹风的第一手资料，仅书信就达200余封，这为我的罗竹风研究提供了系统的原始资料。据此，我陆续写了几篇关于罗竹风的文章，发表在《今日平度》上，孙老师读到文章后很欣慰。后来我到孙老师家，他拿出一本罗老生前送他的签名书要赠与我，我深知礼物贵重再三推辞，可孙老师态度坚决，心意恳切，我只好郑重收下。从此，我跟孙志斐老师成了忘年交。
　　孙老师曾为国画大师潘天寿故居题写过楹联，他一直想去看看，苦于没有合适的人相陪前往，我主动请缨。于是，我陪着年近八旬的孙老师前往浙江宁海瞻仰潘天寿大师的故居。当他看到刻有“山东孙志斐”字样的楹联时，异常激动。之后我们又游览了杭州西湖、普陀山等地。来去八天的行程，我们就这样一路走一路笑，孙老师感慨地说：“我们不是父子，胜似父子呀。”
　　南方归来，我陪孙老师前往威海，有幸结识了山东大学威海校区的周怡教授。周教授在平度长大，从小跟孙志斐学画画，称孙志斐为“孙叔”。周教授在书法、绘画和学术等方面均有所建树。当我发现山大威海校区，尤其是先贤林里，竟然没有山大老领导和著名学者罗竹风的印记时，我向周教授为罗老鸣不平，因为这个缘故，教授对我有了些印象。自此我们三人开始相识相知，但《罗竹风传略》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
　　2015年8月，孙老师在市新华书店举办信札展，其中包括罗竹风所写的几封亲笔信，引起不小的轰动。周教授专程回平度参加这个展览会。这期间，我们三人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主要是讨论罗竹风研究的有关问题。周教授概述了罗竹风一生的几个主要时期和业绩。我们谈得很投机。很晚了，新华书店要关门了，我们不得不下楼，站在华灯初上的马路边，继续交谈。孙老师说：“要做罗竹风的工作，肯定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做总比不做要强”。周教授最后说：“罗竹风这个人物，即使现在我们不做，总有一天，还会有人要做。既然这样，那就从我们开始吧。”
　　2015年10月，因市文化部门领导的提议，我准备把原来写过与罗竹风有关的文章结集，取名为《竹林沐风》，我把整理好的十万余字的书稿全部发给周教授，请他提出修改意见。没想到他全盘否定了书稿，认为结集毫无价值，建议我着手撰写《罗竹风传略》。我漫应着，内心毫无底气，在我的计划中，为罗老立传起码是10年或者20年以后的事。但教授鼓励说：拿起笔就是成功的一半。国庆期间，我随朋友们在潍河划船嬉戏，我兴奋地发在朋友圈里，教授在评论栏中留言：“看你这架势，我看《传略》要黄了。”看到留言，仿佛看到教授失望摇头的模样，我倒吸一口凉气，立即蔫了，赶紧把小视频删掉，乖乖回家筹划《传略》的框架结构。但我确实是硬着头皮赶鸭子上架。两个月的早起晚睡，书稿达到15万余字，我很亢奋，以为大功告成。当我信心满满地把书稿呈给周教授指导，没想到他阅后给了我一个大大的问号：“怎么全是赞誉，有完美的圣人吗？”他把我狠批了一通。在我心中，罗老一直是我尊重的长者，我怎么能写关于他的负面内容呢？在教授的一再敦促和“保证传记客观性”的观点影响下，我把自己保存的罗竹风负面的资料找出来，开始撰写。当教授看到我写的“三自运动”“在反右和大跃进运动中”等内容时，通过微信给我写道：“对你前期工作的投入给予充分肯定，大赞!克服困难，就是前进一步。从书稿最初我的全面否定和残酷打击你，一直走到现在，已经完成了几大步的突破，其中甘苦只有你我最清楚。有时候我们几乎翻脸，然而，你终不放弃，知难而进，终于柳暗花明，豁然开朗，这便是成功的感觉。希望你牢记罗老‘满招损，谦受益’的话，再上一层楼。”教授对我的心思明察秋毫，一切看在眼里。一次，他把一篇与罗竹风有关的研究生硕士论文发来让我参考，我不客气地指出其中的错误。教授对我这种自以为是、骄傲自满的情绪进行了极其严厉的批评，通过微信一直聊到深夜。那晚我出差在青岛，手机没电了，我一边充电，一边接受“残酷批判。”第二天，我找到孙老师诉苦，孙老师安慰我说：“教授这都是为咱好，为把罗老的事办好！”
　　为《传略》的出版，把我们仨在一起所付出的努力称之为“战斗”，是一点不为过的。《传略》写作过程中，我不时会受到外来的干扰和压力，尤其是要写罗老在政治运动中负面的东西。有时我向外界征求意见，不少人建议我删掉一些内容，以免招惹麻烦。我把征求意见的情况汇报给教授，教授说：“你独立完成书稿，尽量少与外界联系。”我内心冲突激烈，很感到委屈，甚至想撂挑子，几天下来沉默不语。这时教授就主动微信我：“这几天怎么失踪了？在为书稿的内容打架吗？”俏皮的语言中隐含着对我的关心和鼓励。教授的良苦用心，最终坚定了我把这部分内容加入书中的信心。
　　关于配图，我曾考虑，一个章节配一幅图片。教授反对，调侃我：“你在撒芝麻盐吗？”于是我根据内容进行了比较合理的配图，图片的说明是教授帮我一幅一幅定下来的。教授很耐心很严谨，从凌晨3点一直工作到早晨7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周教授就没有《罗竹风传略》这部书。从文章选题、框架结构、学术指导到联系出版社，教授都不遗余力。后来，落实到书籍出版费的问题，是自费出版，还是企业资助出版？我们三人商量，考虑到企业资助肯定要冠名，不免有广告之嫌，为保证《传略》的纯洁性，我们最终决定不拉赞助。两位老师提议，他们出一半的出版费，我回家征求意见，我的爱人表态说：“坚决不能让两位老师出资，让竹风精神流传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自费出书心甘情愿。”两位老师得知我的爱人如此深明大义，都盛赞她为“贤内助”。感动之余，两位老师还分别馈赠她珍贵的书画作品。彼此感恩之情，皆因罗老之感召。
　　我们三人及时沟通信息，共同想办法，《罗竹风传略》终于在11月25日罗老诞辰105周年之前出版。当拿到沉甸甸的《罗竹风传略》时，孙老师无限感慨地说：“我们三个共同完成这本书是上天的安排，缘分使然，我们是三足鼎立。今年是猴年，我们要在这“猴年马月”里把书出版。冥冥之中，罗老在关爱着我们。教授风趣地比喻我们三个的关系：孙老师是领队，周教授是教练员，我是运动员。签字售书后，孙老师特意召集我们，在他家举行“《罗竹风传略》出版发行庆功会”。孙老师说：“没有人给咱发奖，我们自己给自己发奖”，并幽默地杜撰出颁奖单位：《罗竹风传略》研究会。他拿出自己珍藏的书籍，大声宣布颁奖辞，给我们三人一一颁奖。孙志斐老师被授予“大力支持的领队老头”，奖品是《罗竹风传略》书一本；周老师被授予“著名功勋教练员”，奖品《李琦书画集》；我被授予“刻苦努力优秀运动员”，奖品是《新中国国礼艺术大师书画卷》。孙老师还送我他写的一张墨宝，上写：不管你犯了多少错，或者进度多慢，你仍然比那些没有开始的人领先。后我与周教授商量，奖品不能孙老师一个人出，我决定把家里收藏几年的《辞海》（2009版）送给孙老师，因为《辞海》上有罗老辛勤的汗水，他一定会喜欢的。教授很赞同，我连夜把书送到孙老师府上，不出所料，孙老师得到这“宝贝”非常开心。
　　“庆功会”结束后，周怡教授要回威海了，他向孙老师告别：“老师，书出了，以后我不会这么频繁回来了。”听到这里，一股淡淡的离别哀愁涌上我的心头。是啊，教授的家不在平度，以后他是不会经常回来了。孙志斐老师今年81岁，周教授61岁，我41岁，我们老中青三代为《罗竹风传略》所走过的时光多么让人难忘啊！我们争论过，争吵过，但我们没有分离，因为我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把罗老的事办好，传递出平度正能量。两位老师热爱平度，淡泊名利，不务虚名，他们身上闪耀着“竹风精神”的光芒。为了把“罗竹风”这张文化名片打造好，我们在一起没有私心，群策群力，这是一种多么崇高的情操啊。还有其他多位老师和朋友，他们给我力量，给我勇气，激励我更加发愤图强，继续前进。大家一起走过的这些美好时光，将永远铭刻在我的心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