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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主席在《矛盾论》中指出，“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因此他强调，“研究任何过程，如果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抓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而社会主要矛盾问题，一直都是中国革命、建设和发展过程中不可规避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可以说，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是确定党和国家中心任务、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前提。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演变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经历了三次大的历史性变化。1956年中共八大首次对社会主要矛盾进行明确定位，“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改革开放之初，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社会主要矛盾作了正式概括，“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一个重大政治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社会主要矛盾不但是决定国家治理机制和方式的关键变量，同时也是国家治理的首要聚焦点。某种程度上，社会主要矛盾的演化是国家治理模式变迁与现代化转型的直接推动力。从中共八大到十一届六中全会再到中共十九大，这三个重大历史节点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是我党对社会建设规律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十九大之前的社会主要矛盾论述集中解决的是中国经济层面需要与生产之间的矛盾。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重大战略判断，深刻揭示了我国基本国情的新特点、新内涵、新变化，那就是社会总体需要和发展之间的矛盾。

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依据与内涵

社会主要矛盾是一个国家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发展阶段的客观反映，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处于什么样的发展阶段，就会有什么样的社会主要矛盾。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社会生产力落后、经济基础薄弱，我们首先要解决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因此社会主要矛盾表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但改革开放近40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发展质量和效益不断提升，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国内生产总值从54万亿元增长到80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百分之三十。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人民获得感显著增强。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进展，六千多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贫困发生率从百分之十点二下降到百分之四以下。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说，我们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时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继续深入推进社会主义的重要发展阶段，新时代的开启，意味着新的奋斗目标和新任务的出现。因此，新时代要有新的发展指向，那就是要实现由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转变；新时代要树立新的精神气质，那就是要求我们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既然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时代任务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都发生了变化，那么，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相应发生变化那也是理所当然之事。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其实质主要还是“需求侧”与“供给侧”之间的矛盾。从“需求侧”方面来看，人民的需求不仅具有动态性、延展性和提升性，而且具有层次性、差异性和复杂性。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也就是说，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内容更广泛，它不仅包括物质文化需要这些客观“硬需要”，还包括由其衍生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和尊严、权利等具有主观色彩的“软需要”。一方面，既有的“硬需要”没有消失，并呈现升级态势；另一方面，新生的主观需求则更为多元，从精神文化到政治生活、从社会地位到心理预期、从教育到社会保障、从公共服务到医疗卫生、从居住舒适到和谐生态等都提出了相应的要求。因此，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再是温饱和小康，而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供给侧”来看，新时代我们已经摆脱了“落后的社会生产”的桎梏，主要是在发展上呈现出“不平衡不充分”的特点。不平衡主要揭示的是横向的发展差距，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领域不平衡、区域不平衡、群体不平衡。领域不平衡是指在五位一体的发展方面，经济领域的发展一马当先，而政治、社会、文化与生态文明发展与经济领域相比尚有一定差距。区域不平衡主要是指东中西发展不平衡、城市与农村发展不平衡、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发展不平衡，甚至城市内部、发达地区内部、一些农村内部也存在发展不平衡现象。群体不平衡主要是指不同社会群体在共享发展成果方面有差距。不充分体现的是纵向的增量改善，主要表现为，生产力发展不充分、资源利用不充分、发展质量和效益不高、创新能力不够强，实体经济水平有待提高等方面。发展不平衡与不充分是辩证统一的，发展不充分是发展不平衡的重要根源，而发展不平衡则是发展不充分的具体表现，反过来会加剧发展的不充分，进而会影响发展的效益与效力。

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中的“变”与“不变”

党的十九大报告在论述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同时，还强调“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深刻理解一个“变”与两个“不变”是我们在学习领会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这一重大政治论断时必须把握的一个问题。

社会主要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一根本矛盾的外化形式，是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经济社会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客观反映，其变化和转换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它将随着生产力这一主要方面的发展变迁而发生转化。就中国而言，无论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级阶段、高级阶段，还是任何一个阶段内部的不同历史时期，社会主要矛盾都可能发生变化。社会主要矛盾是在基本国情的基础上延伸出来的涉及奋斗任务的一种定位，它虽然相对稳定，但比起基本国情来，则容易变化一些。它会因为一些阶段性奋斗目标的实现，或一些影响全局的重大变革的发生，出现新变化，从而使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拥有新的历史方位。而新时代并非独立的社会形态，它仅仅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某个具体发展阶段，随着形势的发展，矛盾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内涵都在改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主要矛盾变了，但发展阶段和国际地位没有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由许多阶段构成的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每个阶段又有各自的特征。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主要矛盾的变化是矛盾双方量的积累达到了一个阶段性的变化，这种变化仍然存在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内部。在这一时期呈现的发展阶段性特征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大背景下的新特征、新状态、新矛盾，而不是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阶段性特征。

着力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需要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变”与“不变”的关系。一方面，要顺应“变”、促进 “变”；另一方面，也要立足“不变”、坚守“不变”，保持战略清醒与战略定力，以谋求更大的发展。

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新论断的意义及当代启示

中国步入新时代，正确认识社会主要矛盾是党和国家制定经济社会发展大政方针政策的重要依据，因此，精确定位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革命性意义在于，能够为国家发展战略的调整、发展质量的提升、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作出正确指引。正确定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也体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指导、统筹的系统思维和深化改革的魄力。同时，社会主要矛盾的精准定位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矛盾观的继承和发展，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视野，推进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此举，凸显了我们党对时代脉搏的深刻把握，宣示着我们党进行伟大事业的价值取向，彰显着我们党执政为民的政治担当。

新的矛盾转化决定了国家治理的根本任务与工作重点的重新聚焦，也给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指向和根本归宿提出了新的要求，“顶层设计”与“国情把控”如何协调、阶段性发展与矛盾定位如何微调、社会生产“复合”发展与人民多元需求如何平衡等就成为新的时代要求和亟待解决的时代难题。

总之，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论断，是我国制定新战略、新举措的重要依据，未来发展的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渐趋明朗，社会生产“复合”发展应按下“快捷键”以因应多元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