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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和国的生日，最美丽的日子接到游行邀请是在八月份，我感到非常高兴，确切地说，是惊喜，从那一刻起，国庆对我来说就进入了倒计时。
　　“我的中国心”主题彩车由教育部和国务院侨办组织安排，邀请了包括中国农业大学副校长马寅生教授，中央音乐学院教授、著名大提琴演奏家朱亦兵，回国创办高科技产业的学者、杭州海聚动力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孙威等10名归国留学人员和9名分别来自美国、泰国、菲律宾等9个国家的海外华侨。当“我的中国心”花车经过主席台的时候，9位华侨代表同时将自己的右手放在胸前，这是他们九位事先商议好的一个动作，代表的是拳拳赤子之心，明明白白的中国心。
　　第一次游行彩排是在9月18日晚至19日凌晨。彩排时，我们都穿着深色西装，打着领带；那时车上还没有 “我的中国心”这几个字，再加上硕大的中国结看起来很像联通的标志。所以一路走来，旁观的市民给我们喊话，问过好几次“你们是联通的吗？”还有人问我们“你们是保镖吗？”估计是看我们都穿着深色西服、动作高度统一所致。彩排结束后，大家一致认为彩车必须加上文字，而且大家的着装不应该完全一样，更不应该全都是深色，否则与广场上欢庆的气氛不太协调。这些建议在正式游行时都得到了落实。
　　国庆正式游行那次，我们30号晚上12点就到了工人体育场。天阴沉沉地，还掉了点儿雨滴，这让大家有些揪心，怕第二天游行时天气不配合。可是，随着一个一个小时过去，天渐渐亮了，蓝了，我们的心也一点点放松了，好一个阳光明媚、晴空万里的日子啊！共和国的生日，多么美丽的日子啊！站在彩车上，我的泪水几次静静地流下来。伴随着游行群众海潮般起伏的呼声，我觉得能把自己对祖国深爱的泪水融入这个伟大的海洋是多么的幸福；作为这个历经沧桑、重新焕发青春的民族的一份子，亲身经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是多么的幸运！
　　彩车在西长安街路段加速行驶时，曾从奥运方阵旁经过，有位同学认出了我，喊“贾老师”。看到自己学校的同学，而且是在这么一个历史时刻，我很激动，大喊“北外万岁”。同学们精神抖擞，气势昂扬，我为北外人感到自豪。我的“留德十年”
　　我是1996年4月1号去德国的，当时29岁；2006年4月2号回到北京，39岁，在德国呆了10年。在国内上完小学、中学、大学本科和硕士研究生，知识基础、人生理念在出国前已经基本定型了。我没有脱胎换骨，我还是我。如果说出去十年，带来些变化，也只是在原有基础上的一些进步。
　　在德国期间，我先在耶拿大学跨文化经济交际学院通过了经济学和跨文化经济交际两个专业的毕业考试，做完了博士论文。之后被聘为茨维考应用技术大学跨文化培训及国际工商管理专业的终身教授，曾任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外语学院副院长，分管教务，工作了六年半。
　　在德国学习、工作的十年中，我切身体会到德国学者严谨、扎实、诚实的学术风格。德国学者非常重视对学科发展脉络的研究，不厌其烦地对研究现状进行梳理，对某一课题总是在学科历史背景下确定它的价值，由此阐明自己研究的新意。论文中总是非常详尽地注明所引文献的出处，基本原则是：只要是没有注明出处的地方，就是作者自己的思想或发现。这样，那些东拼西凑、内容重复的东西就难有多少藏身之地了。
　　德国高校机构非常重视制定中长期工作计划，比如校学术委员会一般在学期末就公布了下学期重要会议的日期和地点，以便大家提前安排。院务委员会若召集会议，必须按照规定提前三天以书面形式给院务委员发通知，并附上会议议程。议程上没有列出的事情，必须征得多数人同意后才可上会。会后会议纪要三天内以书面形式发给院务委员。
　　德国是一个理论创新层出不穷的国家，是一个基础研究经常带来重大发现的国度，我想，这与其踏实的工作作风和整个社会深厚的文化底蕴是分不开的。我非常欣赏这种平实而不平凡的民族精神。在与德国学者合作中体会、领会到的一些可贵之处，我都在有意识地渗透到自己的研究和管理工作中去。
　　德国人彼此交往中，双方的称呼一般都是对等的，如果一方用“您”称呼对方，对方肯定也是用“您”，不会因为职务、地位等差异而有区别。师生之间的称呼也是彼此一致的。在德国十年，这种交往方式强化了我原本就信奉的平等理念。在德语系，教授和清洁工，在我的眼里都只是职业分工的不同，每天上班，我都会向遇到的同事、打扫楼道的师傅和认识的学生道一声“早上好！”用民族崛起回敬西方的双重标准我回来，主要是出于对自己的民族和文化的认同，这是一个逐渐加深的认识过程。1996年出国前，我对西方世界的认识有一种朦胧的玫瑰色。但身在其中，才真正深刻地感受到西方社会的虚伪和对中华民族的排斥与敌视。在异国他乡，渴望在电视上看到祖国的消息；却又常常担心看到关于中国的消息，因为那里的新闻更热衷于报道煤矿坍塌，洪水火灾，所以，我慢慢明白了，我告诉自己，没有祖国的消息，其实就是最好的消息，自己的祖国平安无事。有一件事，给我触动非常大。1999年5月8日，中国驻南使馆遭北约导弹袭击。消息传来，中国人民无不满腔愤慨。德国媒体却平淡得出奇，他们对中国的热血青年投出的石块口诛笔伐，但对自己投出的炸弹却轻描淡写，双重标准选德国有一关于解除对华军售限制的民意调查，竟有80%的德国人反对解除军售限制！他们对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报道，变成了对中国的批斗会。我们再看看最近的事件，法兰克福书展，中国是主宾国，德方却竭尽所能，羞辱中国，哪有一点待客的礼仪。对国庆六十周年的报道，德国国家电视二台驻华记者在阅兵后采访了一位中国中年男性，这名男子面带微笑，用汉语说：“我想看（阅兵队伍）。”但电视里的同声传译竟成了：“这是一个耻辱，我想看。”胡锦涛主席在阅兵大典上发表的讲话也被做了手脚。西方社会对中华民族的敌视，不是哪一届政府的阶段性政策，而是西方人一如继往的心理积淀和惯性，有着广泛而深刻的民意基础。在中国的发展道路上，不要指望西方人假惺惺的善意。
　　我被聘为茨维考应用技术大学跨文化培训及国际工商管理专业的教授，职业上的顺利发展，乍看是由于自己专业上的能力使然，而究其根本则是由于祖国的发展和崛起。在中国被帝国主义主义欺压凌辱的时候，西方人是不会想到和我们进行所谓跨文化交际的，因为弱国无外交，强盗不需要跨文化，因为他们就跨在我们头上；他们不需要文化间的交流，因为他们只需要征服和掠夺。茨维考应用技术大学是德国第一所设跨文化培训教授职位的大学，我深深明白这份工作的意义和份量！它不属于我，它只是中华民族崛起大合唱中一个轻轻的音符！永久居留权无法代替家的温暖2005年10月，我回国探亲时，杨学义书记、郝平校长和校党委常委与我面谈，并邀我共进午餐。校领导对中年学者的关心使我倍感温暖。我说，我其实不是“外人”，因为本来就是北外人，我想回家了。
　　自己在国外十年间，无时无刻不在追踪祖国的变化与发展。互联网技术大大缩小了空间距离造成的信息滞后。另外，每年我都回国看望父母，拜访昔日的同事好友，而且还参与了北外德语系的科研项目，所以，对国内的发展，对党的重大活动和决策，诸如三个代表、八荣八耻等都有着及时的了解，对胡锦涛、温家宝一系列亲民政策及务实的执政作风都由衷地感到欢欣鼓舞。国外的十年，没有疏远我对祖国、对自己的民族、对父母弟弟、对昔日的同事好友的感情，我觉得离他们更近了。
　　回国前，我申请了德国永久居留权，但申请的目的不是为了在德居留，而是为了令人信服地回答两个问题：一是德国人提的问题：您是想回去，还是居留到期不得不回去了？我的回答是：我有你们国家的永久居留权，但我想回去了；二是同胞提的问题：您为什么要回来，是不是混不下去了？我的回答是：我有终身教授的职位，也有永久居留权，但我想回来了，所以就回来了。需要说明的是，如果离开德国超过半年，德国的永久居留权即自动失效。对此我一点也不觉得遗憾，因为申请当初，目的就不是为了呆在那里，否则就不会回来了。
　　国外的十年，丰富了我的人生阅历，拓宽了我的专业视野。作为热爱自己的国家、民族和党的外语工作者，吸取外国文化中一切积极的因素而壮大自己的民族，是一个外语工作者的重要使命。离德前，曾与一德国人在咖啡厅话别。他问我：德国十年，给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我说：德国十年，使我成为了一个忠诚的民族主义者，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
作为一名人民教师，我会时时刻刻告诉我的学生：自己在这个地球上的地位取决于生你养你的祖国的地位。爱国就是在最高层次上爱自己。
高倩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