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 - 《北京大学校报》
编者按：北大120周年校庆即将到来之际，校报特推出“迎接120周年校庆，解读北大精神”专栏，与专家学者一道回顾校史，展望未来——拥抱更好的北大。
渠敬东：北大的传统和重任
作者：■ 校报记者 蒋睿鹏
2017-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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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敬东教授 渠敬东教授
曾经求学于复旦、常年工作在社科院、直到三年前才调入北大的渠敬东，此前没有任何在燕园的教育和工作经历。然而，在采访一开始，他就对记者表示，无论是从思想上还是从情感上，自己都非常容易融入这片园子。
“我一直觉得北大不单单是北大人的北大，北大应该是所有人的北大，因为她代表着整个现代中国文明再造的努力。”作为一个社会学的专业研究者，他对北大的历史和北大历史上人文大家的著作有着长期的了解和关注，对北大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独特角色和使命有着深刻的理解。
追寻“看不见的北大”
在渠敬东看来，北大既有可以看见的部分，也有看不见的部分。“我们今天纪念北大120周年，除了简单的举办活动之外，更重要的是不断继承和反思北大历史上先贤留下的精神遗产。其学识、其为人、其气象，才是最能彰显北大魅力的地方。”
在他看来，老的燕京大学的历史和传统也构成了北大的重要组成部分。红楼和燕园，虽然有着两种不同的风格，但很好地融合了起来。
燕京大学时期，在社会学这个学科里，群星璀璨，特别是吴文藻和其弟子费孝通、林耀华、瞿同祖等一脉学者，在中国的文化学、社会学以及人类学领域开辟了非常强大的传统，甚至已经辐射到其他各个学科。
吴文藻的边政研究，林耀华的东南家族社会和西南少数民族研究，瞿同祖的法律社会学研究，在当时的中国学术界具有开创性。
老北大在建制上虽然没有专门的社会学学科，但陈独秀、李大钊已经开始运用马克思等奠定的社会学视角去重新审视中国的传统和中国未来的道路。同期的梁漱溟，也用非常独特的角度来思考中国社会的问题，并身体力行。
上世纪80年代，北大社会学恢复建设，费孝通投入了巨大的精力。直到去世，他一生都没停止过思考，晚年提出的“文化自觉”，已经跳出了单纯的社会学学科，对社会学和人文科学的关系有很多反思。
在“世变之亟”的年代，这些北大学人既勇敢又审慎，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这令渠敬东非常感佩。他认为，我们今天的学术研究必须在这些传统的脉络之上，进一步进行探索。
北大要担当起文明发展的重任
“我们今天的社会学虽然在局部比他们讨论得更加细致和完整，但是从问题感、对于学术主体性的体验和对于中国实质的现代社会变迁的体会等角度，我们还有很多需要向老一辈学习的地方。”渠敬东认为，北大的先辈很早就意识到，中国虽然处在不断融入世界的过程中，但同时也必须要有属于自己的学术话语、学术问题和内在的学术理想。
相比之下，在他看来，今天的学术研究容易陷入两个大的误区，一个是过度的专业化，一个是盲目的国际化。
一方面，今天的学术研究已经进入到一个专业化、精细化的时代，这在知识积累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但也容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丧失站在文明发展的角度思考总体问题的能力。
在这一点上，我们需要继承改革开放初期的学术气象，在那个年代，面对社会的快速变迁，很多学者都对社会问题进行了总体性的回应。
另一方面，中国的学术发展到今天，必须要有自己的问题意识，不能盲目地国际化。
“我们虽然要向整个世界学习，但是学什么是需要有所选择的。”在渠敬东看来，盲目的国际化有可能会对现有的人文和社会科学产生负面影响，典型的例证是指标化的学术评价体系在中国高校的推行。
“如果以国际通行的指标体系来衡量北大，北大当然有差距。”渠敬东对现在流行的世界大学排名体系持批评态度，在他看来，这些并没有真正抓住一所伟大的大学的要害。
“把世界上所有的大学拉开来放到一个表单里面，这没有任何意义。你要看的是一所大学能不能提出和思考一些文明发展的核心问题，能不能继承自身文明的传统，并探索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
在渠敬东心目中，北大已经是世界一流大学。北大应该担当起文明发展的重任，而不是盲目地去迎合外在的制度。
北大学生必须要面向世界
2014年调入北大之后，渠敬东一直积极参与北大通识课程的建设，开设了“现代西方社会思想”等课程，深受学生欢迎。《爱弥儿》、《道德情感论》等人文经典成了学生的课堂读物。
他特别强调经典研究对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性，认为它是我们思考问题的“根”。
随着中国不断融入世界，拥抱全球化的浪潮，如今每年都有一大批北大学子到西方国家求学。但是，长期以来，很多学生到西方以后多有封闭的心态，对多样的文明历史和现实少有了解，反而过度遵循西方研究的现有主流范式，专注于技术化的研究手段。
在渠敬东看来，北大的学生必须要走向世界，但这并不是简单地去国外留学，而是要把整个世界当成自身研究的对象。
过去的一百多年，中国人一直习惯于从中西的格局里来判断和定位自己，而一直缺乏一种多元文明的眼光。由此，中国人思考的一直是中国的问题，而很少从更宽广的视角去理解整个世界所面临的问题，以及对于中国自身文明再造的影响。
“中国发展到今天，我们对非洲有多少了解？我们对拉美有多少了解？我们今天就连研究俄罗斯都很少有出类拔萃的学者！这就是我们的问题。”
渠敬东以近年来穆斯林与欧洲之间的冲突和挑战为例，指出，我们要理解诸如此类的问题，可以立足多文明的视角，一方面要深入研究阿拉伯世界，另一方必须要理解当下的欧洲，了解其社会、经济、宗教的发展状况。
“北大学生应当更多地到世界各地去做研究，研究它们的历史、文化、传统，研究现实，这才是北大应该有的样子。”他对北大学生寄予厚望。